1963年4月，杨英出生在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山格镇高际村。这个闽南山区的小村落，至今仍以红土砖房和层叠梯田为主要地貌。杨家世代务农，家中有多个子女，杨英是最不起眼的那一个。家里穷到供不起孩子上学，杨英只念了几年小学便被迫辍学。

十五岁那年——大约是1978年前后——杨英走进了村外的砖厂。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的砖窑是最原始的体力劳动场所。每天的工作是将泥土装进模具、脱坯、晾晒、入窑烧制，周而复始。砖窑的温度在夏季可以超过五十度，十五岁的女孩每天能挣到一元钱。一元钱，在当时刚好够买几个馒头。

这种极端贫困的生活并没有让杨英沉沦，反而在她内心锻造了一种近乎本能的生存韧性。多年后，当杨英以百亿身家回顾这段岁月时，她说的不是“苦难”，而是“训练”。她说：“走不出红濑口是一条虫，走出去的都是龙。”这句平和县当地的老话，成为她少年时代的精神锚点。

1982年，十九岁的杨英做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离开平和，前往厦门。她沿着县里唯一与外界相连的省道步行出发，身上没有多少钱。到达厦门后，她做过保姆，在雇主家里带孩子、做饭、打扫卫生。她后来回忆说，保姆生涯中最深刻的记忆是“半夜饿醒”——雇主家的米饭是限量的，她常常吃不饱。

这段经历在她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成为百亿富豪后，杨英在一次采访中透露：“那时我就发誓，如果有一天我请保姆，第一件事就是让她们白米饭管饱。”

从砖窑到雇主家客厅，杨英完成了第一次空间迁移。而从“被雇佣者”到“雇佣者”的身份转换，则发生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她开始做蔬菜个体户，在厦门的菜市场里摆摊卖菜。八十年代初的中国，个体经济刚刚获得合法性，第一批“万元户”正是在这个时期涌现。杨英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和极度勤奋的工作态度，很快从卖菜起步积累了第一桶金。

不到十年时间，这个小学肄业的农村女孩已经成为厦门腰缠万贯的个体商人。但真正让她从“小商贩”蜕变为“企业家”的，是接下来三个关键抉择——教育、地产和生物医药。

1994年，三十一岁的杨英做出了人生中第一个战略性投资决定：与丈夫兰春共同创办厦门英才学校。

兰春是福建南平人，分别获得清华大学建筑学学士和城市规划硕士学位。一个小学肄业的砖厂女工与一位清华学霸的结合，在当时看来颇为不寻常。但正是这种互补产生了独特的化学反应：杨英吃够了没文化的苦，深知教育的力量；兰春则亲身体会上学的好处，且具备将教育理想转化为制度设计的能力。

办学的起因非常个人化。杨英的两个儿子在学龄期常常面临入学难题，有一次孩子们从一个老师家中“失踪”，杨英深夜在街头焦急地寻找。这件事让她下定决心：与其依赖别人的教育体系，不如自己办一所学校。

厦门英才学校选址于厦门杏林，占地两百亩，定位为涵盖幼儿园、小学、中学的十五年一贯制民办学校。1995年正式开学时，它是厦门市教育局直属学校，也是福建省最早的一批高端民办学校之一。

九十年代是中国民办教育的黄金时期。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大量民间资本涌入教育领域。杨英恰好赶上了这个时间窗口。凭借在个体经营中积累的资本和对市场需求的精准判断，英才学校迅速壮大。

此后，杨英又将教育版图扩展至国际教育和北京市场。她先后创办了厦门国际学校与北京新英才学校，将“英才”品牌从闽南一隅推向全国。北京新英才学校坐落于北京顺义，是一所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国际学校。

更值得注意的是杨英在教育领域的投入态度。她在厦门英才学校校董会上公开宣布：学校利润的百分之五十用于奖励教师，百分之五十投入教育发展金，“我一分钱都不会拿回家”。这种将教育视为公共产品而非纯粹利润工具的理念，在她的商业生涯中一以贯之。

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板块是杨英“补短板思维”的第一个实践案例：自己未曾拥有的求学机会，就去为别人创造。这一思维模式将在她后续的每一次重大投资决策中反复出现。

教育板块不仅是杨英“补短板”思维的起点，更是她整个商业帝国的精神基石。在厦门英才学校创办后的三十年间，这所学校为厦门及周边地区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学子，也成为杨英回馈社会的重要渠道。

2001年，三十八岁的杨英做出了第二次重大战略转向：进军北京房地产市场。

这一年她创办了北京英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此后又在2007年组建了新英才控股集团。新英才控股集团最终发展为一家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旗下拥有三十六家嫡系企业，在职员工数千人，年销售额逾百亿元。

选择北京并非偶然。二十一世纪初，中国房地产市场进入高速发展期，北京作为首都和一线城市，土地价值和房产需求均处于历史高位。杨英凭借在厦门积累的地产经验和资金实力，果断切入北京市场。集团旗下龙湾地产在北京顺义区开发了多个住宅和商业项目，龙湾房地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超过五千万元，成为杨英地产板块的核心运营主体。

地产板块对杨英的整体商业布局具有关键意义。它不仅是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为后续投资特宝生物等重资产研发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更是她构建“新英才”品牌生态的重要一环。在新英才集团的产业版图中，教育、健康、地产、汽车、投资和文创构成了一个闭环生态。教育板块吸引高净值家庭，地产板块提供居住空间和资产增值，健康板块则以特宝生物为核心。三个板块相互赋能，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商业模型。

2007年新英才控股集团的组建，标志着杨英从个体商人到集团化企业家的正式蜕变。集团在创始人杨英及董事长蓝春的带领下，着力建构以教育、健康为龙头，安居、科技、出行、电竞与文创为支撑的民生产业蓝图。2015年，杨英担任北京新英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杨英还在2005年进入了汽车销售领域，旗下波士集团拥有十五家梅赛德斯-奔驰汽车4S店及北京现代4S店。2014年投资高新科技企业幸福互动，进一步拓展了集团的技术版图。2015年，杨英当选北京漳州商会会长，成为该商会创会十五年来首位女掌门，进一步巩固了她在闽商群体中的影响力。

值得关注的是，杨英在北京地产领域的布局体现了她独特的战略眼光。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从黄金时代走向白银时代的转型过程中，杨英没有盲目扩张，而是将地产业务与教育、健康产业形成协同效应。新英才控股集团在北京顺义龙湾区域打造了集教育、居住、商业于一体的综合社区，这种{LQ}教育地产{RQ}的模式在当时颇具前瞻性。

2020年9月，新英才投资集团的主要股东从兰春和杨英变更为杨英一人，标志着杨英在集团层面实现了对商业帝国的完全掌控。2024年，集团注册资本从十亿元大幅调整至一亿零一百零一万元，体现了集团架构的战略性重组。

1997年，杨英做出了人生中最具冒险性的投资决策：入股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彼时的特宝生物还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型生物企业，由复旦大学生物专业毕业、中科院微生物研究院硕士孙黎参与创办。孙黎曾在湖南医科大学及湘雅医院工作，是一位典型的科研型创业者。1996年8月，长沙海特、建宝地产和厦门新兴三方签订合资合同，成立厦门特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一千万元。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随后作为战略股东加入。

1997年，杨英旗下企业通过厦门市英发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入股特宝生物，逐步成为实际控制人。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极为冒险。朋友劝她：“你一个搞地产的，懂什么生物制药？”杨英的回答很简单：“我不懂技术，但我懂人。孙教授这样的人，值得赌。”

杨英的判断逻辑基于两个层面。第一，她识别出了孙黎身上“科学家创业者”的稀缺品质——既有复旦和中科院的学术功底，又有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的执着动力。第二，她看到了生物医药行业的长期确定性：中国有全球领先的乙肝患者群体，约七千五百万慢性乙肝感染者，这是一个巨大的、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2000年，特宝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在随后的增资过程中，杨英持续加大对特宝生物的投入。2007年和2010年的两次重要增资中，杨英均以个人和公司名义追加出资。2010年的一次股权转让中，厦门英发和厦门英才将全部股权转让给杨英个人，使她对特宝生物的直接控制力进一步增强。

2013年，特宝生物通过向厦门伯赛基因转录技术有限公司其他股东发行股份，完成了对伯赛基因的整合，杨英同时担任伯赛基因董事长。这一布局为特宝生物后续在基因治疗领域的拓展奠定了基础。

在杨英的产业资本注入下，特宝生物形成了“产业资本+研发技术”的黄金组合。通化东宝作为战略股东提供产业协同资源，杨英作为实际控制人提供资金支持和战略方向，孙黎作为核心技术带头人主导研发。三方合力，使特宝生物在重组蛋白质药物领域持续深耕，最终在2016年迎来了核心产品派格宾的上市。

特宝生物的上市之路并不平坦。早在2000年股份制改制后，公司就曾多次谋求上市，但均因种种原因搁置。在申请科创板之前，公司一度向创业板发起冲击，却因“销售未达预期”而在上市辅导期铩羽而归。

转折点出现在2019年。科创板的推出为创新型企业提供了全新的上市通道。特宝生物凭借其在长效干扰素领域的技术积累和派格宾上市后的商业化表现，成功获得了科创板上市资格。2020年1月17日，特宝生物在上交所科创板正式上市，发行价8.24元/股，发行数量465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3.83亿元，发行市盈率超过221倍。特宝生物成为福建省生物医药科创板第一股、厦门市科创板第一股。

这对杨英而言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一个来自山区小县的小学肄业生，其投资或控股的企业站在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最高舞台上。

上市后的特宝生物迎来了爆发式增长。派格宾作为国产首款长效干扰素，打破了罗氏和默沙东的进口垄断。更关键的是，2022年前后，外资药企相继退出中国市场：默沙东率先停售佩乐能，罗氏终止派罗欣在大陆的推广。特宝生物由此成为国内唯一可用的长效干扰素产品，形成了事实上的独家垄断格局。

财务数据印证了这一市场地位。2020年至2024年，公司营收从7.9亿元增长至28.1亿元，年复合增速达37.33%；归母净利润从1.2亿元增至8.3亿元，年复合增速达62.17%。2025年，公司营收进一步增长至36.96亿元，同比增长31.18%；归母净利润突破十亿元大关，达到10.31亿元，同比增长24.61%。核心产品派格宾2025年全年实现营收约30.91亿元，同比增长26.34%。公司整体毛利率维持在89%至93%的高水平。

2025年10月，派格宾获批新增“联合核苷（酸）类似物用于成人慢性乙型肝炎患者HBsAg持续清除”的适应症，成为全球首个以乙肝“临床治愈”为治疗终点获批的药物。这一里程碑式进展，将特宝生物从“有效控制”推向了“追求治愈”的全新阶段。

截至2025年底，特宝生物总市值一度站上346亿元高位。在2025年胡润百富榜上，杨英以175亿元财富位列第370位，连续多年稳坐漳州首富交椅。

在派格宾取得巨大成功后，杨英和特宝生物团队开始布局第二增长曲线。

2025年5月29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特宝生物自主研发的怡培生长激素注射液（商品名：益佩生）上市，适用于治疗三岁及以上儿童的生长激素缺乏症所致的生长缓慢。这是国家一类创新药，也是中国首个国产长效生长激素。益佩生采用Y型分支结构四十千道PEG修饰技术，保留生物活性并显著延长半衰期。其“次抛+隐针”设计搭配智能注射笔，将传统的每日注射改为每周一次，大幅提升了患者依从性。上市后仅两个月，益佩生已在全国二十七个省份、三百多家医院落地开出首批处方。

2025年12月，益佩生成功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自2026年1月1日起全国执行。这一政策利好使长效生长激素的可及性大幅提升，有望加速长效产品对短效产品的替代。2025年，公司内分泌板块已实现收入2.56亿元，展现出强劲的商业化潜力。

除生长激素外，杨英主导下的特宝生物还在多个方向进行战略布局。在乙肝领域，公司重点推进ACT201（反义寡核苷酸药物）、ACT560（ALPK1免疫激动剂）和ACT400（mRNA治疗性疫苗）等创新药研发，构建“免疫调节+直接抗病毒”的四联疗法策略。2025年，公司通过收购九天生物获得完整的AAV基因治疗平台，进入基因治疗领域。九天生物的SKG0106已获中美两国临床批准，成为全球首个基于新型AAV衣壳的抗VEGF基因疗法。

在代谢领域，公司布局了针对脂肪性肝炎的ACT500和ACT300等管线。2026年1月，特宝生物披露拟发行不超过15.33亿元可转债，用于新药研发和产线建设。2025年，公司研发投入4.23亿元，占营收比重11.44%，近三年累计研发投入超十亿元。

特宝生物的多元化布局体现了杨英一贯的“补短板”逻辑：在派格宾的独家垄断红利期，积极构建第二、第三款重磅产品，以应对未来可能的竞争挑战。公司研发投入常年占营收百分之二十以上（含资本化部分），专业技术人员占比超百分之三十，其中硕士学历者达百分之八十，形成了强大的技术人才储备。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收18.4亿元，同比增长21.6%，展现了持续的增长动能。

特宝生物的治理结构具有鲜明的家族色彩。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杨英和孙黎两人。杨英持有公司33.83%的股份，孙黎持有7.98%的股份，两人通过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形成联合控制。协议约定，在公司重要事项的决策上保持一致行动，如双方经充分协商后意见仍不一致，以杨英的意见为准。

更具深意的是，两个家族通过联姻实现了利益的高度绑定。杨英与兰春之女嫁给了孙黎之子。孙黎与其妻蔡智华（持股2.8%）共同构成特宝生物的另一个核心家庭。杨英的丈夫蓝春此前曾担任特宝生物董事长六年，于2024年完全退出董事会。

这种“产业家族+技术家族”的双层治理结构，在中国资本市场并不多见。杨英代表产业资本和战略方向，孙黎代表技术核心和日常运营。两人的亲家关系确保了公司不会因控制权分歧而产生治理风险。通化东宝药业作为第二大股东，持股10.29%，为特宝生物提供产业协同资源。

截至2026年1月，杨英和孙黎续签了新一轮《一致行动协议》，有效期三年。这一安排确保了公司控制权的长期稳定。在杨英的统筹下，新英才控股集团形成了涵盖教育、健康、地产、出行、投资和玉石矿业的多元化产业布局，在职员工数千人，年销售额逾百亿元。杨英之子兰少旭目前担任北京英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参与了集团的部分管理工作。特宝生物的股权结构和治理模式，本质上是一个以血缘和婚姻为纽带的信任共同体，也是杨英“以人定事”投资哲学的组织化体现。

2023年3月，英才集团向平和县慈善总会捐赠600万元，体现了集团层面的慈善传统。特宝生物上市后，公司层面的公益捐赠也持续进行——累计捐赠现金超过1.5亿元，用于支持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等机构发起的多个肝炎防治项目。这些公益投入不仅体现了企业社会责任，也为特宝生物在乙肝治疗领域建立了深厚的品牌认知和医患信任。

从更深层的治理逻辑来看，杨英对特宝生物的控制并非简单的“大股东说了算”。一致行动协议中“以杨英意见为准”的条款，实际上是对战略方向最终决策权的制度化安排，而非日常运营的干预权。孙黎作为董事长和核心技术带头人，在日常研发和经营管理中拥有充分的自主空间。这种“战略归杨英、技术归孙黎”的分工模式，是两个家族联姻治理结构能够持续运转的关键。

杨英的慈善事业与其商业版图一样庞大，且同样具有清晰的战略逻辑。

自1996年起——也就是创办厦门英才学校的同一年——杨英就开始每月为漳州平和县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发放生活补助。这一坚持至今已超过三十年，累计发放金额超过四千四百万元。2009年，杨英因公益领域的卓越成就入选胡润慈善榜。

从公司成立至今已向社会捐助逾三亿元，覆盖敬老扶贫、病残救助、抗险救灾、捐资助学、高等教育、文化事业、家乡建设、国际援助等多个领域。具体来看：2006年洪灾期间捐款三百万元用于灾区家园重建；捐建三十余所希望小学；2012年向漳州市慈善总会认捐三千万元；捐七千六百七十三万元设立大病救助基金。

特宝生物上市后，公司层面也持续开展大规模公益捐赠——累计捐赠现金超过1.5亿元，用于支持多个肝炎防治项目，包括“中国慢乙肝临床治愈（珠峰）工程项目”和“中国降低乙肝患者肝癌发生率研究（绿洲）工程项目”等。

杨英的慈善逻辑带有商人的精准与赤子的真诚。她曾在校董会上宣布，厦门英才学校利润的百分之五十奖励教师，百分之五十投入教育发展金，“我一分钱都不会拿回家”。在地产板块，每卖一套房捐一点二万元给失学儿童，每售十套别墅捐三十万元给儿童基金会。最令人动容的承诺是她内心深处的愿望：“我想建骨髓银行，救那些白血病孩子。”

从商业角度看，杨英的慈善投入并非简单的“散财”。它至少实现了三重效果：第一，在家乡平和县建立了深厚的社会根基和道德声望；第二，通过教育捐赠构建了人才和品牌优势；第三，通过肝炎防治项目的公益捐赠，将企业社会责任与核心业务深度绑定，形成了独特的“商业向善”循环。2023年，英才集团再次向平和县慈善总会捐赠600万元。杨英的慈善实践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被誉为“致富不忘本、感恩报桑梓”的爱心企业家。

杨英的慈善投入累计已超过三亿元，涵盖了她商业生涯中几乎所有的重要领域。这种“边创富边行善”的模式，使她在闽南地区享有极高的社会声誉，也为她的商业帝国积累了深厚的社会信任资本。

回顾杨英六十余年的人生历程，她的商业哲学可以概括为“补短板思维”——每一次重大投资，都源于对自身或社会某一种“缺失”的敏锐感知。

她自己吃够了没文化的苦，于是办教育。厦门英才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十五年一贯制，填补了厦门高端民办教育的空白。她看到乙肝患者用不上好药的困境，于是投资特宝生物，在生物医药这个需要超长耐心和超大投入的领域坚守二十余年。她需要资本积累的速度和规模，于是进军北京地产，在二十一世纪头十年房地产黄金期实现了财富的快速积累。

这种“补短板”并非被动的弥补缺陷，而是一种主动识别结构性缺口并率先布局的能力。在每一个时间节点上，杨英都精准地捕捉到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机会：1990年代的民办教育浪潮、2000年代的房地产市场繁荣、2020年代的生物医药创新红利。

她的成功也离不开对“人”的判断。从识别孙黎的科研价值到与清华学霸兰春的婚姻，从与通化东宝的战略联盟到培养下一代管理团队，杨英的商业帝国始终建立在“以人定事”的基础上。这种哲学延伸到了她的公司治理中，特宝生物的“产业资本+技术核心+家族联姻”三重绑定，确保了公司治理的长期稳定。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杨英的创业史就是中国民营经济四十年的缩影。她从一个没有任何资源的农村女性起步，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抓住了每一个结构性机会，最终构建了一个横跨教育、医疗、地产三大民生产业的商业帝国。

2025年，杨英以130亿至175亿元的身家登顶漳州首富。在2025年胡润百富榜上，漳州平和县走出了三位百亿富豪——杨英、陈成辉和叶活动——全部来自同一个不到五十万人口的山区小县。这不仅是个人奋斗的奇迹，更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四十年的生动注脚。

杨英的商业故事还在继续。特宝生物的“派格宾+益佩生”双引擎已经启动，多条创新管线正在推进中，可转债融资将为下一轮增长提供弹药。这个从砖窑里走出来的女性企业家，仍在以她特有的节奏和方式，书写着中国商业史中最动人的篇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