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香港科技大学的一堂机器人课上,一个学生的毕业设计演示失败,成绩只拿了一个C。老师没有放弃这个C——后来,那个学生叫汪滔,他做出了大疆。
这位老师叫李泽湘。1979年,18岁的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首批公派本科生赴美,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拿双学位,在伯克利拿下数学硕士和电机工程博士,在MIT人工智能实验室做过研究,1992年加入创校第二年的香港科技大学。他创立了机器人在非完整约束下运动规划这一学术领域,2007年当选IEEE会士,论文被引过万次。
他本可以只做一个安静的学者。卡内基梅隆的同窗多数留在了硅谷,伯克利的导师们沿着经典学术轨迹一路攀升。但他选择了另一条路:1999年,他与高秉强、吴宏创办固高科技,一家运动控制公司。一个大学教授放下论文去做工厂,这在当时几乎不可理解。他后来解释这个抉择:中国的工业控制系统长期依赖进口,如果没有自主的底层技术,再好的学术论文也改变不了制造业受制于人的局面。固高走了二十四年,2023年在深交所上市。
此后他加速将教室延伸到产业一线:2014年联合创办松山湖XbotPark机器人基地,把创业孵化做成从课程、实验室到供应链、基金的全链条工程;2021年又创办深圳科创学院,探索新工科教育。据2026年8月中国经济网报道,他的体系累计孵化硬科技企业超过280家,总估值超5000亿元。
他说过,大学里最重要的成果应该是学生,而不是论文。一个C的故事,就是这句话的注脚;而一个学者转身走向产业的选择,则是一整套方法论的起点。亚洲《封面人物》独立编委会以终身档案编码的形式,将这份从学者到创业铺路人的转型路径纳入永久存证。
— Zimo, Editor-in-Chief, Asia Cover Figure
李泽湘1961年出生于湖南省南部边界的蓝山县,在教师家庭长大,母亲在小学任教,父亲是中学物理老师。蓝山地处南岭山脉腹地,他后来在深圳科创学院开学第一课以《从南岭到岭南的几个科创小故事》为题,回忆的正是这段从湘南山村走向世界的起点。 [2] [7] [10]
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李泽湘考入中南矿冶学院,即后来中南大学的前身。次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的路径:美国铝业公司(ALCOA)代表团访华,为答谢中方接待,提出愿意为中国培养两名本科生。18岁的大一新生李泽湘被选中,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首批公派赴美本科生之一,进入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CMU)就读。据后来的报道回忆,临行前他几乎没有英语基础,飞往美国的航班上一位老华侨见他们没有手表,硬把自己的手表塞到他们手中;抵达美国后,两个中国年轻人用大约六个月时间过了语言关,开始跟班上课。 [7] [2]
在卡内基梅隆,李泽湘同时修读电机工程与经济学,1983年作为优秀毕业生获得双学士学位,并获得学校大学学者奖(University Scholar Award)。经济学训练后来被他视为理解市场与产业的重要底色。毕业后他转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86年获数学硕士学位,1989年获电机工程与计算机博士学位,其间于1989年获得伯克利E.I. Jury奖。机器人学在当时仍是新兴学科,李泽湘属于最早一批在美国系统接受机器人与自动化训练的中国内地学生。 [1] [3] [2]
博士毕业后,李泽湘没有立刻回到中国。他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担任研究科学家,在纽约大学库朗数学研究所体系下的机器人与制造实验室担任助理教授。在MIT期间,两位机器人学者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创立波士顿动力(Boston Dynamics)的马克·拉博特(Marc Raibert)和创立iRobot的罗德尼·布鲁克斯(Rodney Brooks)。两人的实验室产品充满天才创意,却长期无法实现量产、难以进入市场。这种"技术惊艳但商业失语"的落差,让李泽湘形成了一个延续此后三十多年的判断:科技成果必须完成向产品和产业的转化,研究的价值要在市场中检验。 [4] [8]
1990年,他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研究创新奖(Research Initiation Award)。1992年,在香港科技大学创校第二年,李泽湘做出一个当时令不少人意外的决定:放弃美国的教职,加入这所全新的大学。他后来解释,选择香港是因为这里毗邻内地,能够做产学研结合的事;而港科大的创办为他提供了一个平台。同年,他在港科大创办数控研究实验室与自动化技术中心,办公室与实验室编号3126,这个实验室后来被称为3126实验室。 [6] [3] [5]
在学术身份上,李泽湘的核心领域是机器人、运动控制、机构学和制造科学。他发表论文200多篇、专著4本,其中一本被称为机器人研究生课程的第一本教材。北京大学工学院在其客座教授简介中写道,他创立了机器人在非完整约束下运动规划这一重要学术领域,其工作被国际同行普遍采用或引用。 [3] [2]
这一领域的起点可以追溯到他在伯克利和纽约大学时期的研究。非完整约束(nonholonomic constraint)描述的是一类无法通过积分转化为几何约束的速度约束,典型例子包括滚动的轮子、漂浮的航天器和多指机械手的接触——系统能到达的构型空间远大于瞬时速度所能张成的方向,使得运动规划成为非平凡的数学问题。李泽湘发表了该领域的第一篇论文,组织了第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该领域的第一篇专著。 [2]
传播最广的成果是1994年由CRC Press出版的《A Mathematical Introduction to Robotic Manipulation》(《机器人操作的数学导论》),与加州理工学院的Richard M. Murray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S. Shankar Sastry合著。这本书抛弃了传统机器人教材依赖Denavit-Hartenberg参数和局部坐标系拼凑的建模范式,改用微分几何、李群李代数和旋量理论作为统一语言:刚体运动被表述为特殊欧氏群SE(3)上的群作用,关节运动、末端位姿、速度、力与力矩都可以用旋量(twist)和余旋量(wrench)做坐标无关的内蕴描述,动力学方程被写成李群上的测地线运动。书中从刚体运动、开链机器人运动学、动力学与控制,一直写到多指手协调操作和非完整运动规划,1990至1993年间其讲义先后在伯克利、纽约大学库兰特研究所、加州理工和香港科技大学讲授。中译本1998年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成为国内机器人方向研究生长期使用的参考书。 [3]
李泽湘的学术贡献获得了体系化的认可。1997年他获得中国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2000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07年当选IEEE会士(IEEE Fellow),这是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的最高等级会员。据松山湖管委会2018年发布的资料,当时他的学术著作被引用次数已超过1.1万次,他参与建立的工业机械臂数学建模理论是工业机器人界最常用的标准模型之一。他还长期服务于学术共同体:2001至2004年担任IEEE Transactions on Robotics and Automation副编辑,2011年担任IEEE国际机器人与自动化大会(ICRA)总主席,并多次担任ICRA、IROS、CASE等会议的程序委员、分会主席和奖项委员。 [3] [15] [2]
在李泽湘自己的叙述中,数学工具始终与工程实践互为表里。他在港科大的教学工作包含四条线:成立自动化技术中心做科研、承担校企合作课题、组织机器人比赛和毕业设计、以及寻找机器人学中统一的数学工具。他认为机器人学研究里最重要的是数学模型,数十年来一直在寻找统一的数学工具和模型;这些工具最终体现在学院派创业公司的产品里,构成它们与珠三角传统代工企业的本质区别。 [4] [6]
李泽湘的第一次完整创业,是固高科技。1999年,深圳市政府、北京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三方共建深港产学研基地,推动两校科研成果在深圳产业化;项目启动仪式需要有公司签约入驻,有人找到李泽湘,固高科技便在这样的背景下"仓促问世"。他与港科大同事高秉强、吴宏共同创办公司,英文名GOOGOL意为10的100次方,这个名字的创意来自李泽湘的妻子,一位数学家。固高是亚太区第一家专注运动控制及控制系统的高科技公司,比美国那家著名的同名跨国科技公司(Google)成立还要早一个月。 [6] [1]
固高做的是运动控制器,也就是工业装备的"大脑"。但公司成立初期市场远未准备好,产品一度卖不出去。李泽湘和团队转而到各地办培训班,为珠三角制造业老板培训运动控制技术人才。他自嘲这些培训班是"广东农民运动控制讲习所"——当时珠三角制造业的很多老板原来都是种田的农民,企业模式基本是三来一补、来料加工,从国外拿订单、买设备,招廉价劳动力组织生产。李泽湘的判断是,中国企业不能总是买设备,未来必然要发展自己的设备产业,而设备制造最核心的技术就是机器控制系统。 [6] [4]
这是一场漫长的垦荒。从早期的PCB钻床、滴灌设备,到后来的半导体设备、LED设备,再到机器人和数控机床,固高团队见证了深圳乃至珠三角装备产业的整条演进路径。他们把珠三角产业链从终端产品制造向上延伸到设备制造、系统集成和运动控制环节,为区域产业升级提供基础平台。到2017年前后,固高已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运动控制公司,占据国内市场约50%的份额,产品销往全球。 [6] [4]
固高的价值不止于一家公司。李泽湘后来总结,通过创办固高,他对产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学生需要具备什么能力有了深刻认识:"大学研究必须对产业的发展产生影响,才能显现出大学的意义。大学里最重要的成果应该是学生,而不是论文。"固高也是他自己第一次完整走过从技术到产品、从实验室到市场的闭环,期间碰壁的经验直接促成了他后来的战略转向——从自己创业,转向系统性地支持学生创业。他也公开讲过失败的案例:据《中国企业家》报道,其早期学生中有8人合伙创办了做LED焊线机的比锐公司,一度发展势头良好,却因创始人内讧而失败。 [12]
2023年8月,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证券代码301510。从1999年成立到2023年上市,这家公司走过了二十四年,被媒体称为李泽湘"人生第一个IPO"。上市之后,固高成为李泽湘孵化体系中基础工业软件与控制环节国产替代路径的资本市场样本。 [2] [13]
李泽湘被外界提及最多的身份,是大疆创新的早期引路人。这段关系始于一门课。2003年前后,香港有电视台到高校寻找老师带队参加机器人比赛,多数教师回避,李泽湘接了下来。他在港科大开设的机器人比赛与设计课程,要求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混编组队,用八个月时间从概念设计做到能上场比赛的机器人原型机,期间必须反复迭代、到深圳采购零部件,在错误中学习。电子系本科生汪滔修了这门课两次,2004至2005年带领港科大战队夺得Robocon香港冠军和亚太区季军。 [4] [8] [6]
汪滔的本科毕业设计选题是遥控直升机的飞行控制系统,但演示没有成功,成绩只拿到C,刚刚及格,因此失去了赴欧美名校深造的机会。李泽湘看中这个年轻人对航模的痴迷和动手能力,破格招收他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就是飞控,并提供全额奖学金。在港科大读研期间,汪滔一边读书一边在深圳注册公司,向航模发烧友售卖飞控部件。 [4] [6]
2006年,26岁的汪滔与两位同学在深圳车公庙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仓库里创办大疆创新。早期公司困难重重:汪滔招来的工程技术人员陆续离开,有人甚至带走技术另起炉灶。李泽湘的支持是多层的:资金上,他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朱晓蕊教授在大疆早期累计提供约100万元;人才上,他从自己创办的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控制与机电工程学科部抽调学生支援大疆,其中一些人毕业后直接加入;方向上,他曾建议汪滔不要只盯着直升机,也去做"肯定能卖出去"的运动控制卡、驱动器一类产品——汪滔后来在访谈中回忆了这段劝诫,但最终坚持只做飞行器这一件事。 [8] [6]
大疆从飞控部件走向航拍一体机的关键转折,李泽湘也深度参与。公司发现大量客户买了飞控后还要另购GoPro运动相机自行组装航拍,性能不稳定而专业航拍设备学习门槛极高。李泽湘、汪滔等人曾赴硅谷与GoPro洽谈合作,由大疆研发、GoPro销售,对方提出30%利润分成——这在当时对珠三角代工企业已是难得条件,但他们在楼下车库讨论后拒绝了,转而用三个月时间自研出大疆首款航拍一体机精灵(Phantom)。产品问世后国内投资机构反应冷淡,李泽湘拎着两台样机飞往硅谷,敲开红杉资本主席迈克尔·莫里茨(Michael Moritz)的门,为大疆引入顶级资本。莫里茨后来把精灵2代比作"飞行着的Apple II",精灵系列入选美国《时代》周刊2014年度十大科技产品。大疆管理体系跟不上扩张速度时,李泽湘还带队前往苹果公司取经,帮助完善管理。他曾长期担任大疆董事长,与汪滔一起到野外测试无人机。 [4] [8]
大疆后来成长为全球民用无人机与航空影像技术的最大生产商,占据全球消费级无人机市场超过七成份额,港科大官方简介中的表述是"逾七成市场",《湾区科创》杂志2026年专访给出的数字是超过75%。2019年,李泽湘与汪滔共同获得IEEE机器人与自动化大奖,成为该奖2002年设立以来首批中国获奖者;IEEE的颁奖词评价他们率先打破了"有用的飞行机器人必然昂贵笨重"的刻板印象,把无人机从奢侈品玩具重新定位为实用工具。 [1] [19] [14]
对李泽湘而言,大疆的意义是模式上的:这是第一个由学生主导、老师在后方辅助的完整案例。他在多个场合说"大疆和汪滔只是一个开始"——真正重要的是把支持汪滔的方法沉淀为可复制的体系。他也坦言自己在大疆只保留少量股份,公司具体运作一直由汪滔团队管理,"有问题找我,我会给建议"。 [6] [8]
2014年11月,在东莞松山湖高新区支持下,李泽湘联合香港科技大学工学院原院长高秉强、长江商学院副院长甘洁,共同发起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即后来的XbotPark机器人基地,由李泽湘团队负责投资、建设和运营。基地的早期资金,部分来自几位发起人出售手中部分大疆股份所得。按照李泽湘的设想,基地要把"基础扎实、受过良好训练、具有国际视野的年轻人+珠三角产业资源+导师的行业经验与国际化资源"组合在一个平台上,帮助更多年轻人完成从技术到公司的跨越。 [2] [12] [6]
XbotPark与传统孵化器的区别,是李泽湘反复强调的。他在2026年《湾区科创》杂志专访中指出,国内绝大多数孵化器的核心模式是"空间租赁加资金扶持",而XbotPark做的是从教育端开始的全链条赋能:学生先通过科创训练营接触真实的创业过程和前人踩过的坑,再组团队、找方向,在创业导师陪伴和供应链支持下逐步把产品做出来。基地内部,九米多高的车间里排布着设备与3D打印等供应商服务窗口,一个想法从图纸变成实物所需的环节被压缩到步行可达的距离内。生态内部还形成互助循环:固高的控制器可以支持李群自动化,李群的设备又支持大疆的电机生产。 [19] [12] [15]
资金与基金体系同步搭建。2015年,团队成立香港清水湾创业基金,后更名为XBOTPARK基金,为项目提供从探索期、种子期到天使期的资金支持。北京大学工学院的公开资料显示,李泽湘体系自建基金已投资2.8亿元支持60多家在孵初创企业,并撬动外界资本约17亿元跟投。 [8] [3]
这套体系产出的企业群像,覆盖了硬科技的多个方向。工业端有2011年成立的李群自动化(轻量型工业机器人,李泽湘早期以个人名义提供启动资金)、2012年成立的逸动科技(船艇电动化)、2016年成立的海柔创新("货箱到人"仓储机器人,李泽湘任首席顾问,估值超20亿美元)、本末科技(机器人动力模组)、松灵机器人(移动机器人底盘)、奇诺动力(外骨骼机器人);消费端有2016年前后进入体系的云鲸智能(张峻彬创办,扫拖机器人,据报道2019年发布产品后次年销售额达6亿元)、2017年成立的正浩创新EcoFlow(王雷创办,储能电源);还有睿魔智能、未知星球(据报道2023年推出liberlive无弦吉他后销售增长迅速)等。据公开报道,企业成活率长期保持在约80%,且几乎全部为硬科技公司;早期资料称约15%成长为独角兽或准独角兽(不同时间点统计口径不一)。 [8] [13] [11] [3]
数字的口径随时间更新。2021年前后公开报道多使用"孵化60多家科技企业";2024年李泽湘回湖南创办的希迪智驾冲刺IPO时,报道口径为体系参与培育250家以上企业;2026年2月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上,李泽湘给出的数字是累计孵化超270家硬科技企业、总估值超3500亿元,其中4家上市、12家为独角兽或准独角兽;到2026年8月中国经济网的长篇报道中,数字更新为累计孵化超280家、总估值超5000亿元。口径差异主要来自统计范围(仅松山湖基地,还是包含宁波、重庆、长沙、常州、广州、北京等全部落地平台)和时间点的不同。 [3] [8] [11] [12]
资本市场的兑现集中发生在2023至2025年。2023年8月固高科技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2025年12月19日,希迪智驾(3881.HK)登陆港交所主板,成为港股首家商用车智能驾驶上市公司,发行价263港元,募资净额约13.09亿港元,李泽湘为控股股东(IPO前持股43.64%);11天后的12月30日,2015年成立、2017年进入XbotPark体系的卧安机器人(06600.HK)在港交所挂牌,李泽湘以非执行董事身份持股超10%,出席敲钟仪式。三家公司分属工业控制、商用车自动驾驶和家庭具身机器人赛道,被媒体视为同一套孵化路径在不同方向上的重复验证。 [2] [16] [13]
李泽湘的孵化实践始终建立在一个教育判断之上:传统工科教育培养不出能够驾驭从0到1创新的创业者。他在混沌学园2017年的课程《科技创业的孵化密码》中直言:"以前我招学生,都是找最好的学校、成绩最好的,最后发现错了,工程意识比成绩更重要。"他所说的工程意识有三个支柱:设计思维,即通过观察发现真问题;动手能力,即在实践中快速迭代;数学工具,即用理论简化复杂问题。 [18]
教学改革的起点是机器人比赛课程。2004年,李泽湘把ROBOCON机器人竞赛引入香港科技大学课堂,课程要求学生在八个月里完成从概念到原型机的全过程,不同专业混编组队,为了成绩必须不断迭代设计,并到深圳采购零部件,从而熟悉珠三角产业链。汪滔是这门课最著名的产物,但不是唯一一个。同年,李泽湘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创办控制与机电工程学科部,从2004年开始每年招生约50人,七年培养350多名学生,鼓励他们创业、动手、到现场发现问题。此后他又先后与广东工业大学、湖南大学、常州大学、重庆大学等高校合作创办机器人学院或教改班。 [8] [2] [6]
3126实验室成为这套方法的早期样本。实验室的名字在后来的报道中被解释为"3个老师带12个学生,6天做出原型机"。三十多年间,从这里毕业的100多位学生中超过三分之一走上创业道路,创办科技公司50多家,包括大疆创新的汪滔、李群自动化的石金博、逸动科技的陶师正。李泽湘在实验室里很少指定学生"你做什么",而是问"你想做什么"。 [12] [5] [10]
2021年,教育实验升级为独立机构。在深圳市政府支持下,深圳科创学院正式成立,李泽湘担任创始院长,学院被列入深圳市"十四五"规划重点支持项目,与郑泉水院士领衔的深圳零一学院同属深圳全新机制创新创业学院体系。2021年9月15日,首批50名新生在坪山区入学。学院设置智能驾驶、智能建造、智慧生活、智慧健康和柔性制造五大研究中心,每年举办四期科创训练营,每期3至6周,从中选拔学生并提供一年全额奖学金;学生入学即围绕真实市场需求做项目,在"做中学"。李泽湘在开学第一课中说:"最后能够成就一番事业的,不是成绩最好的,也不是一毕业就考了研的,而是喜欢折腾、喜欢鼓捣、不安于现状,在传统教育模式下不是特别受待见的那一拨人。" [10] [19]
到2026年,学院已举办数十期科创训练营与创业营,吸引全球300余所高校数万名学生参与,与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学、斯坦福大学、沙特国王科技大学等20余所高校建立深度合作,形成覆盖本硕博阶段的培养网络。学院在孵近千名创业者与约百个创业项目,人才覆盖剑桥、帝国理工、清华、北大等学府及大疆、华为等企业,项目80%布局AI硬件方向、80%主攻海外市场。2026年,学院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共建具身智能(大湾区班),面向本科招生,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黄捷任班主任,李泽湘任首席顾问。 [19] [20]
李泽湘还用"创业浓度"来检验教改效果:他在2026年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上给出对比数据,麻省理工、斯坦福学生的创业浓度不足1%,而常州大学教改班超过10%,重庆大学明月班达到20%,广州美术学院教改班达到26%。他将这套跨城市落地的框架总结为"1地+1(N)校+1平台+1园区":一个孵化基地、一所或多所合作高校、一个基金平台、一个产业园,已在全国8个城市落地。2026年4月,他受聘为东莞国家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名誉院长,把新工科方法接入国家卓越工程师培养体系;该研究院已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十余所985高校及科研院所签署联合培养协议,累计招收培养工程硕博士1900余名。 [11] [19]
在三十多年的产学研实践中,李泽湘形成了一套反复陈述的判断。
关于区域优势,他最常引用的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供应链效率。他在2025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大会和2026年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上都给出同一组对比:大湾区是世界上唯一同时汇聚机电一体化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地区,即便在硅谷能找齐供应链,大湾区的产品迭代速度也是硅谷的10至30倍,而成本仅为十分之一。他形容大湾区的科研与供应链融合优势"非常了不起,怎么说都不为过",并称这里是"the Hollywood of makers"(创客的好莱坞)。他同时指出硅谷、波士顿、以色列工程师的短板:迭代过程太慢,没有像中国科技公司那样在市场中快速学习。 [13] [11] [4]
关于创业方法,他总结过成功科技创业的若干共性:领头人要有混合式交叉背景,既懂机械、电子,也懂软件和设计,同时是产品经理、市场经理、人事经理和运营经理;好的创意来自设计思维、批判思维、市场调研和头脑风暴;团队要随产品试错持续迭代;要做与众不同的产品而非山寨;必须具备不易被取代的核心竞争力。他教创业者去见代工厂老板时"别说技术多先进,就说能帮工厂省多少成本、赚多少钱"。 [18] [8]
关于商业与资本的关系,他的表述在硬科技投资语境中相当克制:"创业不是讲故事拿融资的游戏。只有在商业闭环的过程中,你的技术、产品才能够持续迭代。光是一个秀,这是给资本市场看的,但资本市场最终还是要回报,哪怕你上市了,你得给股民创造价值,更重要的是给用户创造价值。"他的孵化体系因此愿意给慢项目时间:厨鲸团队想尽快推产品上市时,他建议"思考全面一点,把后面的路想清楚",团队最终花三四年打磨产品;他也极少给学生标准答案,而是反问问题,让团队自己把没想清楚的环节补齐。 [12]
关于人才,他长期持一个反成绩至上的立场:"创业能力和考分高低没关系,关键是要有好奇心和执行力。"他招人的偏好是"喜欢玩"、喜欢折腾的学生,认为判断创新人才最好的标准是看他能否完成从0到1、再从1到100的创业过程。他本人热爱骑行、徒步等户外运动,孵化基地里流传着"李教授的硕士生必须能一天徒步五十公里,博士生要一百公里"的说法。 [8] [7]
关于宏观趋势,他在2017年的课程中就提出中国正经历从"人口红利"向"工程师红利"的转变,并在后来多次重申"过去40年我们靠人口红利,未来40年靠工程师红利"。2026年初,他进一步提出"新制造"概念:中国消费至少还有4.6万亿美元的增量空间,应鼓励年轻人在C端创业——C端创业者普遍在30岁以下、最懂新一代消费者——以国际知名消费品牌反向拉动B端产业链升级。他把年轻人C端创业总结为"一举六得":创业者更具优势、反向推动新工科教育、引领新制造体系、强化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结构、打造中国全球化创新品牌、投资回报更好。 [18] [5] [11]
关于身份,他在2026年《中国企业家》访谈中被问及如果只能保留一个身份会选什么,回答是:"我们就做人才的培养、孵化这一件事,帮助企业一步一步发展起来。具体是什么身份,都不重要。" [5]
他常说,大学里最重要的成果应该是学生,而不是论文。他没有创办出最大的公司,但他创办了一种能批量"长出"公司的人。
学术上,他是IEEE会士、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得者,北大工学院称他创立了机器人非完整约束运动规划这一重要学术领域,被国际同行普遍采用或引用。产业上,固高2023年登陆深交所创业板,被媒体称为他"人生第一个IPO";2019年他与汪滔共同获得IEEE机器人与自动化大奖,成为该奖2002年设立以来首批中国获奖者;松山湖XbotPark走出了大疆之外的李群自动化、逸动科技、海柔创新等一批硬科技企业,模式复制到宁波、重庆、长沙等八个城市。
他的命题仍在接受检验:创业者能不能被系统化培养?大湾区的供应链效率(他称迭代速度是硅谷的10到30倍、成本仅十分之一)能不能持续孵化出下一个大疆?这些问题尚无定论,但他的方法论已经留下了一层清晰的地基。
他的精神遗产或许可以归纳为三件事:第一,他证明了硬科技创业可以从课程开始,像一门学科一样被拆解、传授、复制;第二,他用固高二十四年、大疆十余年的案例链条,确立了"教授可以走下讲台去做供应链"的范式;第三,他把松山湖从一个东莞小镇变成了中国硬科技创业版图上绕不过去的地理坐标。这种遗产不以公司市值衡量,而以他培养了多少代人的思维方式为刻度。独立编委会评审认为,李泽湘的独特价值在于他既是学者又是系统架构师,用四十余年在学术和产业之间搭起了一座可以反复通行的桥梁。
"过去40年我们靠人口红利,未来40年靠工程师红利。"一个从湖南蓝山教师家庭走出来的少年,用四十多年把自己活成了工程师红利的铺路人。终身档案编码已为这份记录建立永久存证,档案记录他的方法、成果与待验证的部分,不作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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