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闫俊杰出生在河南商丘夏邑县的一座小县城。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原内陆县城，经济以农业和低端制造业为主，与“科技创新”没有任何可见的关联。

闫俊杰的青少年时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很多东西没人教，只能靠自己摸索。”这句话看似平淡，却蕴含了他日后创业精神的底层密码。在一个缺乏信息、缺乏引导、缺乏资源的环境中成长，迫使闫俊杰被动地培养了一种能力——面对从未做过的事情时，能迅速找到一些底层逻辑。

二〇〇六年，闫俊杰考入东南大学数学系。选择数学作为本科专业，显示了他对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的天然偏好。数学训练为他日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数理基础——无论是后来在混合专家系统（MoE）架构中对稀疏性的精确把控，还是在博弈论思维中寻找最优解的商业直觉，都可以追溯到东南大学数学系的四年训练。

本科毕业后，闫俊杰进入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硕博连读，研究方向是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彼时大约是二〇一〇年前后，深度学习尚未在全球范围内引爆，但计算机视觉和模式识别领域已经暗流涌动。闫俊杰在中科院的研究方向——人脸识别和视频物体检测——正是后来商汤科技的核心技术赛道，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块基石。

博士期间，闫俊杰以实习生身份加入百度研究院。虽然实习时间不长，但这段经历让他打破了“学术与应用脱节”的桎梏，第一次感受到了AI技术的产业价值。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从“论文”到“产品”的认知跨越。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在百度实习结束后，闫俊杰加入了初创不久的商汤科技。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颇为冒险——商汤还只是一家刚成立的小公司，远未达到后来的“AI四小龙”地位。但闫俊杰的判断是准确的：在一个技术驱动的新兴领域，加入一家处于上升期的创业公司，比去大厂做螺丝钉有更大的成长空间。这个选择本身就体现了他的“极小化极大”思维——在有限信息条件下做出最优决策。

二〇一五年七月，闫俊杰获得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人工智能领域博士学位，随后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学术训练的完成，为他日后在商汤和MiniMax的技术领导角色提供了坚实的信用背书。 ^{[1] [4] [7] [9] [10] [16]}

二〇一四年底加入商汤科技后，闫俊杰在短短七年内完成了从研究员到集团副总裁的跨越。

他在商汤内部创立了“目标感知组与人脸识别组”，大幅提高了相关技术的准确率和应用水平。二〇一七年，闫俊杰升任商汤科技研究院副院长，开始参与公司的核心技术战略制定。二〇一九年一月，他被任命为智慧城市事业群CTO兼研究院副院长，带领一个超过七百人的跨职能团队，将面部识别算法准确率提升至行业第一，落地安防、智慧城市等核心场景。

在商汤的七年，是闫俊杰从“学者”蜕变为“技术企业家”的关键期。他不仅积累了大规模团队管理和商业化落地的经验，更亲历了中国AI产业从1.0时代（计算机视觉）到2.0时代（大模型）的完整周期。一位AI四小龙创始人曾如此评价他：“他吃过AI 1.0的苦。”

这句话的含义是：闫俊杰完整经历了上一轮AI热潮的起伏。他曾在商汤做人脸识别时经历过“一年半一直输”的低谷，顶着巨大压力逆风追赶后才迎来突破。这种从逆境中锻造出的技术自信和韧性，成为他日后创业的精神支柱。

二〇一九年四月，一件看似与闫俊杰工作无关的事情深刻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美国OpenAI公司的AI战队在DOTA2游戏中击败了二〇一八年冠军OG战队，这是AI首次在电子竞技中击败人类世界冠军。作为DOTA2忠实玩家的闫俊杰马上钻研了OpenAI发布的相关论文，并意识到了一个关键问题：当时的AI虽然厉害，但每次完成特定任务都需要专门训练一个模型，费时费力且只服务于少数大客户。

如果能开发一个通用模型，不用在每次完成任务前专门训练，就能为普通用户服务了。这个洞察成为日后MiniMax创业的核心逻辑。

二〇二一年底，商汤科技即将在港股上市。彼时的闫俊杰已经是商汤最年轻的副总裁、研究院副院长。但他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决定：离开商汤，创业。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说：“两个同样优秀的毕业生，一个去了大厂，一个去了创业公司。两三年后，选择创业的人成才率更高。” ^{[4] [5] [7] [10] [16] [26]}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九日，MiniMax组建团队的第一天，闫俊杰和几个同伴花了九个小时写下五年规划。他们在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在白板上拆解技术变化和市场机会，定下了三个原则：一定要直接服务用户、一定要做国际化、一定要技术驱动。

二〇二二年初，闫俊杰从商汤科技正式离职，在上海创立MiniMax。公司最初的办公室只有100多平方米，“搬了很多次家，最后落定到上海市徐汇区”，只有几十个人。MiniMax这个名字，源自博弈论中的minimax算法——在最坏的条件下找到最优解。公司愿景则被定义为“Intelligence with Everyone”（与所有人共创智能）。

闫俊杰在创业第一天就坚定押注AGI（通用人工智能）。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共识”判断——二〇二二年初，AGI在中国还是小众概念，绝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这个词意味着什么。但闫俊杰的洞察来自对技术趋势的深刻理解：旧式AI模型因不够通用，需为不同场景重复训练；而大模型秉持“One Model for all”理念，有望突破传统定制化to B/G的局限。

联合创始人贠烨祎的加入为MiniMax补齐了关键拼图。贠烨祎毕业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曾在商汤担任CEO办公室战略负责人和融资与战略投资部经理。她与闫俊杰形成了绝佳的互补：一个专注定义技术愿景与产品未来，一个主导战略执行、资本对接与复杂沟通。

凭借在商汤积累的人脉，贠烨祎为MiniMax引入了两位重要的早期支持者：云启资本管理合伙人陈昱和IDG合伙人牛奎光。二〇二二年初，MiniMax完成了天使轮融资——米哈游、IDG资本和高瓴资本共同注资3100万美元，投前估值1.7亿美元。高瓴是第一个投资人，合伙人在与闫俊杰聊了三小时后，拿出了一张估值为空白的投资意向书：“你们可以写一个想要的估值和投资金额。”闫俊杰给出了计划中的数字：融资3000万美元，估值2亿美元。团队坚持了自身节奏，并未接受更高估值。

高瓴的判断基于一个核心观察：闫俊杰在商汤带过1000多人的团队，在算法、工程、组织和AI商业化上都有经验，这是一个罕见的“全能型”AI创始人。不到两周，高瓴走完了投资决策流程。 ^{[4] [5] [6] [7] [11] [37]}

二〇二三年下半年，当同行大多还在迭代更稳妥的“稠密模型”时，闫俊杰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极具争议的决定：将公司绝大部分研发与算力资源投入非主流的“混合专家系统”（MoE）路线。

MoE路线的核心逻辑是：通过稀疏激活机制，在推理时只激活部分专家网络，从而以更低的训练和推理成本达到接近甚至超越稠密模型的效果。但在当时，这条路充满不确定性——行业内很少有人成功走通过。

研发之路异常艰辛。MiniMax经历了三到四次严重的预训练失败，每一次模型崩溃就意味着两个月的研发周期白费，以及单次高达1500万美元的算力成本打了水漂。但闫俊杰没有退缩。他认为：“只有把MoE做出来，才能用更低的成本向更高的模型阶段演进，才能追赶上OpenAI。”

投资人黄明明后来感叹：闫俊杰外表温和，实则是个“狠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他把当时手头80%的算力资源都用来推进MoE。只有这样的企业家才能走得更远，走到终局。”

与此同时，闫俊杰从一开始就坚持全模态自研路线——同时布局文本、语音和视频模型的自主研发。很多人建议他聚焦一个模态，但闫俊杰的判断是：“真正的AGI一定是不分模态的。”团队的逻辑是：AGI必须是多模态的输入和输出，哪怕再难，每个模态也要先独立走通。

这种非共识路线在二〇二四年迎来了验证。二〇二四年四月，MiniMax发布了创新的MoE模型，在多项基准测试中达到国际顶尖水平。闫俊杰提出的混合专家稀疏度在2%以内仍能保持良好收敛性，这一发现令行业瞩目。同时，他提出的Sparse Attention架构在保持训练稳定性的同时大幅压缩了长上下文的计算效率。

二〇二五年六月，MiniMax-M1模型开源发布，以较低的算力成本显著提升了深度推理效率，实现了对OpenAI的弯道超车。当时，闫俊杰在朋友圈写道：“第一次感觉到大山不是不能翻越。”

二〇二六年八月的中期业绩会上，闫俊杰进一步阐释了公司的技术路线：“Minimize the Inference Cost，Maximize the Intelligence”实现“Intelligence with Everyone”。他将其定义为“不只是提供有性价比的服务，更是面向更高级智能进行有效Scaling的核心能力”。 ^{[3] [4] [5] [12] [31]}

MiniMax在二〇二二年十月低调发布了首款产品Glow——一款虚拟聊天AI应用。未做大规模推广，便在两个月内自然积累了上百万二次元用户。对于一家正式运营不足一年的创业公司，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开端。

然而，二〇二二年十一月ChatGPT的横空出世，让Glow的声量迅速被全球性巨浪淹没。闫俊杰团队迅速调整策略，在高瓴的牵线下引入前今日头条用户产品负责人张前川。张前川的“字节基因”让MiniMax的产品化进入快车道。

二〇二三年六月，AI社交应用Talkie（星野的海外版）发布后迅速走红，一度跻身美国Google Play下载总榜TOP6，累计下载量超过1400万次。Talkie的成功在于精细的用户体验设计：UI特意选了金色和黑色以显华贵，星星元素恰到好处地出现在各处，对话框会自动设置括号体以配合用户的“画外音”习惯。

与此同时，国内版“星野”和AI语音助手“海螺AI”也在持续迭代。海螺AI生成的动物跳水系列短视频在TikTok和Instagram上拥有最高7000万的播放量。产品覆盖全球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

二〇二五年财报显示，MiniMax全年总收入7903.8万美元，同比增长158.9%。其中AI原生产品（C端）收入5307.5万美元，开放平台及企业服务（B端）收入2596.3万美元，同比暴增197.8%。海外收入占比超过70%，新加坡市场收入占24%，美国市场占20%。

但闫俊杰并非满足于C端产品的成功。二〇二四年九月，星野及海外版Talkie的产品负责人张前川淡出日常管理。此后，MiniMax开始从“互联网产品公司”向“AI平台型公司”转型。二〇二六年三月的业绩会上，闫俊杰提出核心观点：MiniMax要从大模型公司进化为AI时代的平台型公司。在他的定义中，AI平台的价值公式是：智能密度乘以Token吞吐能力。

到二〇二六年八月，收入结构已发生根本性变化：B端业务占比达到约80%，C端约20%，对比去年同期B端仅30%。企业客户和开发者数量突破200万，是二〇二五年底的10倍。8月年度经常性收入（ARR）超过8亿美元。 ^{[5] [6] [12] [13] [14] [27] [38]}

MiniMax的融资速度是中国AI大模型行业最快的之一。从ChatGPT问世前完成两轮融资，到上市前累计七轮、30家机构投资约15亿美元，MiniMax完成了一场中国AI的第一场资本盛宴。

天使轮（二〇二二年初）：高瓴领投，米哈游、IDG资本、云启资本参投，3100万美元，估值2亿美元。闫俊杰给高瓴团队讲了九小时的“技术课”，从Transformer架构的Scaling Laws到GPT-3的进展、DeepMind的强化学习、扩散模型和CLIP。高瓴投资人薛子钊后来回忆：“当时很少有人能把这些技术拼到一起。”

Pre-A轮（二〇二二年中）：明势资本领投。创始合伙人黄明明第一次见到闫俊杰时，他正专注地在iPad上阅读论文。两个多小时的首次交流，闫俊杰从技术变革的源头讲起，明确回答“to C，不走定制化to B的老路”。

A轮及以后：腾讯投资超过2.5亿美元，估值超过12亿美元。阿里巴巴后来领投6亿美元。红杉中国在二〇二三年七月首次投资，后续持续加码。明势资本参与了八轮融资中的六轮，成为最坚定的陪伴者。

截止上市前，4年多时间里MiniMax累计融资近15亿美元。IPO后，阿里巴巴持股12.52%为最大外部股东，米哈游5.87%，高瓴7.14%为最大财务投资人，红杉中国3.49%，腾讯2.37%。

创始人闫俊杰通过AlphaEXP Limited持有19.96%的B类普通股，因B类股1票顶A类股10票，实际掌控59.98%的投票权，牢牢掌握了公司控制权。

二〇二六年一月九日，MiniMax以每股165港元发行价在港交所挂牌上市，上市首日收盘大涨109%，市值突破千亿港元。基石投资者阵容显赫：阿布扎比投资局6500万美元、阿里巴巴3000万美元、Aspex和博裕各3500万美元，基石轮合计融资3.5亿美元。闫俊杰在上市敲钟前分享：“我们初步探索了一条纯草根AI创业的路径。” ^{[5] [6] [8] [11] [20] [37] [39]}

闫俊杰的技术哲学中，有一个核心信条：“所有模型一年后都会落后，藏私没有意义。”

二〇二五年一月，MiniMax首次将模型开源，发布并开源了MiniMax-01系列模型。二〇二五年六月，MiniMax-M1模型开源发布。二〇二六年，H3模型开源三个多星期以来，下载量已超过2400万次，产生超过300个公开衍生模型，成为二〇二六年全球下载量最高的模型。

开源的战略意义在于：降低开发者和企业的使用门槛，使模型更快进入云平台、开发者工具及企业工作流。闫俊杰的开源逻辑不是慈善，而是精明——开源带来生态，生态带来标准，标准带来长期定价权。

全球化是MiniMax从第一天就确定的战略方向。闫俊杰一开始就锁定全球市场，“这样有更广阔的空间”。目前，MiniMax产品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用户约3亿，企业客户超200万。海外收入占比超过70%，这在中国AI公司中极为罕见。

二〇二六年六月一日，MiniMax正式发布新一代通用模型M3，具备更长上下文、更稳定记忆、更低成本推理能力。M3发布不到两周，华为云即宣布完成对M3的开源首发适配，基于昇腾算力底座提供算力支持。摩尔线程、沐曦股份等国产GPU厂商也已完成适配。

闫俊杰在中期业绩会上表示：“大语言模型带动的智能提升几乎没有尽头。”从Coding和Agent能力的实用，到更自主地完成长程任务，再到未来端到端交付可依赖的结果，MiniMax持续在追求更高的智能。

二〇二六年一月，闫俊杰在《人民日报》撰文写道：“基于大模型的人工智能研发，投入巨大，每一代模型的研发周期往往长达半年到一年，因此研究方向的选择非常关键。有两件事很重要：一是模型的技术指标能够触达智能水平的最前沿；二是模型要有自己的特色，并且契合生产力变革的发展趋势。”

从更深层的战略逻辑来看，闫俊杰的全球化路线和开源策略构成了一个相互强化的飞轮。开源带来全球开发者社区的快速反馈和生态建设，全球化则为开源模型提供了最大化的应用场景和商业价值。这种“开源+全球化”的组合拳，在中国AI创业公司中几乎没有先例，却恰恰是MiniMax能够在短短四年内成长为全球AI一代标杆的关键所在。 ^{[3] [7] [18] [23] [32] [38] [40]}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闫俊杰作为AI大模型企业的代表，参加了李强总理主持的专家、企业家和科教文卫体等领域代表座谈会并发言。他是继DeepSeek创始人梁文锋之后，第二位走进那间会议室的AI大模型掌门人。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国新办举办“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营企业家代表出席，闫俊杰是最年轻的一位。和他同台的还有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两个河南籍企业家同时站上国家最高规格的发布会，被媒体称为“河南之光”的会师。

在座谈会上，闫俊杰就民营经济、人工智能等话题侃侃而谈。他告诉现场记者：“中国人工智能行业，包括我们在内，今年都会有非常大的跨越。”他还分享了对AI落地的思考：早期AI研发受益于传统产业积累的数据、人才和标准，而AI和整个产业链融合后，半导体、芯片制造、云平台等产业拥有更大升级机会。

这一系列高层亮相并非偶然。MiniMax作为中国AI大模型“六小虎”之一，其发展轨迹与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从顶层规划到深化落地的推进节奏同频共振。二〇二二年十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人工智能成为新的增长引擎，此后上海构建了全周期、精细化的科创金融与政务服务体系，为本土AI企业保驾护航。

二〇二四年八月，闫俊杰入选《财富》中国40位40岁以下商界精英榜。二〇二五年二月，获上海市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授予正高级职称。二〇一九年，他先后获得吴文俊人工智能自然科学奖和科技进步奖。

闫俊杰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过去三年技术进步很快，接下来三年，可能会一样快。”这句话既是技术判断，也是对中国AI产业的政策信号。从河南县城走到国家最高规格的发布会现场，闫俊杰用四年时间完成了一次令人瞩目的身份跃迁。

从更宏观的角度审视，闫俊杰进入政策建言者视野，标志着中国AI产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创业者不再仅仅是技术的推动者和商业的探索者，更开始成为国家战略的参与者和建言者。MiniMax的成长轨迹与中国AI产业的崛起高度同步，闫俊杰的个人故事也因此超越了个体创业的范畴，成为中国AI从“跟跑”到“并跑”再到局部“领跑”的时代注脚。 ^{[2] [4] [9] [19] [22] [24] [28]}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九日，证监会官网披露，MiniMax正式与中信证券签署上市辅导协议，启动A股科创板IPO进程。从港股上市到启动回A，不到半年时间。这意味着MiniMax正冲刺“A+H”双平台布局。

然而，聚光灯下也有阴影。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八日，MiniMax股价一度达到1330港元/股，两个月内成为“8倍牛股”。随后股价一路震荡下探，截至7月10日收盘，较高点下跌近80%，市值蒸发约3330亿港元。7月9日，公司迎来IPO后首次大规模限售股解禁，当日收盘下跌17.98%。

面对市场波动，闫俊杰在7月10日发布全员信，宣布三项重大决定：第一，从即日起至实现AGI的那一天，不再从公司领取任何薪酬；第二，未来四年拿出个人名下相当于公司总股本4%的股份激励团队；第三，拿出1%股份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开源社区发展。

这封信展现了闫俊杰的长期主义。他在信中写道：“身处行业一线的团队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技术演进的真实速度，也更清楚公司正在创造和积累的长期价值。”他将把全部时间、精力和资源投入AGI事业，称这是“作为创始人作出的长期承诺”。

与此同时，MiniMax宣布配售股份及发行债券，拟募资约160亿港元，吸引20余家长线及主权基金参与，认购倍数达7倍。融资将用于AI基础设施投入、模型研发及全球化扩张。

MiniMax团队非常年轻。二〇二五年，公司CEO闫俊杰36岁，COO贠烨祎31岁，大语言模型负责人赵鹏宇29岁，视觉模型负责人周彧聪32岁。公司共有超过400名全职员工，平均年龄约29岁，研发人员占比超过七成。这是一群90后主导的硬科技军团。

闫俊杰说：“相信积累、相信人才。国内有越来越好的创新环境，让积累正在发生。国内也有很多优秀人才，我们要做的其实是发掘人才。”这种对人才的信仰，正是MiniMax在最短时间内跑出全球最快速度的底层密码。从一个河南县城少年到全球AI赛道的领跑者之一，闫俊杰的故事还在继续书写。 ^{[2] [5] [8] [20] [33] [35] [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