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2月1日，褚时健出生在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南盘江边一个叫矣则的小村子。褚家在当地算得上殷实，有十几亩地、一个酒坊，父亲褚开运还做着为旧锡矿供应木材的生意。少年褚时健常在滇越铁路边玩耍，那条铁路上跑着代表当时先进生产力的米其林火车，工业文明的最初印象就这样刻进了一个农家孩子的认知 ^[5]。 变故在他十五岁那年到来。1942年，日军轰炸滇越铁路，褚开运被炸成重伤，一年后不治身亡。家中顶梁柱骤然倒塌，木材生意断了，酒坊请不起师傅，母亲一人要养活六个孩子，最小的才一岁。小学尚未毕业的褚时健放下书包，接过了家里赖以生计的苞谷酒坊 ^[2]。 烤酒是苦活。苞谷要泡、蒸、拌曲发酵、蒸馏接酒，蒸料环节需要灶火连续烧十几个小时，水烧干则苞谷糊锅，柴烧尽则粮食不熟。别人家通常两人轮流守灶，褚时健只有一个人。他慢慢摸出规律：一锅水加满，约两个时辰熬干。于是他在加满水后浅睡一会儿，到点准时醒来添柴加水。多年后他回忆，夜里常闻到街上飘来别家苞谷烤焦的味道，而他的酒坊“从来没有干过锅，也没有熄过火”。师傅弄不明白他如何做到，他只说：“心里有事，不会睡过头。” ^[2] 这份从少年时养成的习惯——观察、总结、找规律、对结果负责——贯穿了他后来做糖、做烟、做橙的全部生涯。他自己也说，酿酒时他就懂得了“做事要会观察、会总结、找到规律” ^[5]。 1944年前后，褚时健离开村子到昆明求学，读到高一。1949年，时局剧变，二十一岁的他投笔从戎，参加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边纵）游击队，任二支队十四团九连指导员，在南盘江北岸的山区打过游击、经历过出生入死 ^[5] [8]。新中国成立后，他由连队指导员转为征粮队员，1950年任宜良县南羊街乡墩子村征粮组组长。当时群众对新政权看不透，不愿交粮，别的征粮队颗粒无征甚至有人付出性命，褚时健改变工作方式，半个月就完成了任务 ^[8]。此后他历任盘西区区长、区委书记，1952年入党，1955年任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也正是在这一年，他与呈贡县中心小学教师马静芬结婚。马静芬出身昆明一户银行职员家庭，是家中的二小姐，1950年参军、退伍后教书；1954年褚时健带工作组进驻学校整顿教育，两人相识，一年后成婚，没有像样的家具和婚礼 ^[5] [28]。 1957年“反右”开始，29岁的褚时健担任玉溪地区政法口反右领导小组副组长。政法口六百多名干部报上来的右派名单达160人，比例高达24%，他向领导提出“比例是不是太高了，毛主席说的只占5%到10%”，并和组长王瑞亭研究后把名单压缩到八十多人。1958年12月，在全国反右已近尾声时，他自己被宣布为“右派分子”，下放元江红光农场劳动改造 ^[8]。这一年，他三十岁。 红光农场位于元江河谷底部，终年酷热、蚊虫肆虐。同被下放的干部多愁眉不展，褚时健却劝人“生闷气是最没用的事情”，“我不生闷气，我找事情做，我要通过做事证明自己的价值”。1959年粮食紧张，农场右派普遍浮肿，他建议把交完国家任务后剩余的甘蔗用来榨糖烤酒，跟周围傣族老乡换食物；农场领导索性让他管工业和副业。那几年他一度感染恶性疟疾，高烧昏迷，马静芬得知后从玉溪赶来，在农场四处求人借药，硬是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28]。同处逆境的人回忆，那时候他总劝大家不要消沉、不要躺平，人闲着就废了 ^[2]。他还用最简单的工具榨糖、酿酒、做蜜饯，开荒种菜，下河捕鱼，让身边一群落难者的生活“开始变得有乐趣、有希望” ^[2]。1963年，他被调到新平县戛洒镇曼蚌糖厂任副厂长。在元江、新平的二十年间，他先后待过红光农场、新平县畜牧场和堵岭农场，每到一处都把烧砖、榨糖、烤酒、种菜的摊子接过来；多次有上调机会他都没走——农场挽留、糖厂离不开人。在那个讲出身、讲成分的年代，这些实打实的产出，让农场领导和职工都愿意护着这个“摘帽右派” ^[2] [5]。 这家糖厂连年亏损，县财政每年要补贴二十多万元，还常发不出工资。褚时健从节能降耗、改良工艺入手，改锅灶、改燃料、抓出糖率，第一年就扭亏为盈。他在新平的糖厂、纸厂系统前后干了十六年，被当地人称为“糖王”；儿子褚一斌就出生在这一阶段 ^[5] [8]。在戛洒糖厂，他改锅灶让一斤燃料多出半斤糖，用废弃蔗渣造纸，把濒临倒闭的厂子做成全县盈利大户；厂里工人多半是傣族、彝族乡亲，他吃住都在厂里，谁家揭不开锅都找他。多年后他总结，自己一辈子做企业的底子是在元江、新平打下的——酒坊、糖厂、纸厂让他懂得：成本是算出来的，质量是管出来的，人心是处出来的 ^[2] [5]。 1979年10月，51岁的褚时健被彻底摘掉右派帽子，结束长达二十年的下放生涯，回到玉溪。组织上曾有意让他出任分管工业的副专员，他拒绝了，执意到企业去。摆在他面前的选择有两个：一个是山区的矿山（他动心是因为可以打猎），一个是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他最终去了烟厂。去报到前，他对妻子马静芬说了一个字：“怕。” ^[8] [25] 二十年底层磨砺没有磨掉他的锐气，反而把一个熟悉生产、精于成本、敢于担责的经营者，送到了时代的门口。

1979年的玉溪卷烟厂，是一家半机械化的小厂：卷烟机每分钟只能卷制几百支，而国际先进设备已达七千支；包装机每分钟生产几十包，先进水平是四百包。工厂管理松弛、产品积压、职工住房困难。褚时健到任后先抓人心：新修宿舍楼，改善食堂，用云南人擅长的“串换”方式为厂里换来火腿、电视机和收音机，明确提出“企业就是要挣钱的”理念 ^[5] [25]。 他真正的大手笔是设备。上任不久，他得知云南省轻工业厅有两台英国莫林公司MK9-5烟支卷接机的引进名额，便四处奔走争取贷款。他对弟弟褚时佐说过一句很重的话：“要是贷款还不了，我被抓了，嫂子和侄儿侄女就交给你了。”随后他又贷款2300万美元引进国际先进生产线，工厂负债率最高时达到500%，人人为他捏一把汗 ^[5] [25]。英国专家调试设备后告诉他：机器没问题，你们的烟叶有问题。褚时健没有像英国人建议的那样放弃电子质量监控系统，而是一边进口优质辅料，一边下决心建立自己的烟叶供应体系 ^[25]。 这就触及了当时烟草体制的核心。在专卖制度下，卷烟厂只是“加工车间”：收购烟叶、销售卷烟的权力在烟草公司，定价权在烟草专卖局，烟厂的脖子被卡死。1985年，褚时健创造性地提出“把第一车间建在烟田”：工厂直接与烟农签约，在玉溪赵桅村463户烟农的650亩烟田上做优质烟科学实验，烟农按工厂技术要求种植，工厂提供经费、良种、化肥和技术指导，实行“全奖全赔”，每亩产值不足500元由工厂赔偿 ^[20]。1986年10月，他又争取到兼任玉溪烟草分公司经理和玉溪地区烟草专卖局局长，卷烟厂、烟草公司、专卖局“三合一”，原料、生产、销售第一次被打通 ^[5] [18]。红塔集团后来的官方史料称，如果不是“第一车间”的提出，中国烟叶质量的提高“或许不会那么早，也不会那么快” ^[20]。 体制之外是机制。褚时健在厂里推行“单箱卷烟工资奖金含量包干”，把联产承包的逻辑搬进工厂，工资奖金与产量、质量、消耗直接挂钩，“就像联产承包使农民一夜吃饱穿暖一样”，烟厂很快翻了身 ^[18]。他还斥巨资大量储存烤烟，搞烟叶自然发酵醇化；整顿厂规厂纪，处理了著名的“锅炉事件”中失职的关系户干部，树立起厂长权威 ^[47]。 改革的成效逐年显现。1987年，玉溪卷烟厂成为中国同行业第一，年产量达九十多万箱，比1980年翻两番，优质产品占总产量九成以上；当年实现税利7.6亿元，比1980年前后的不足1亿元增长六倍多，产品质量、物耗、经济效益三项指标名列全国同行业榜首 ^[5]。1988年，云南连发两次强震，中央为缓解财政压力放开名烟价格，红塔山迅速占领高档烟市场，成为工厂第一品牌，价格上开始与世界名烟分庭抗礼 ^[5] [18]。 褚时健的管理风格可以用“人是其核”四字概括——1993年工厂获全国优秀企业金马奖时，有记者问他“富厂发家”的秘笈，他给出这四个字 ^[18]。他每年从税利中拿出二三十亿元返还烟农，补贴通海、江川、泸西、石屏、师宗等地的农田水利和交通设施，带动几十万农民种烟致富；还出手救活了涪陵、延安、红河等濒临倒闭的卷烟厂 ^[5]。1991年，玉溪卷烟厂在新加坡建设海外生产基地，由英美烟草新加坡公司代工，一跃成为亚洲第一大烟草企业，褚时健被称为“亚洲烟王” ^[5]。1993年11月28日，云南红塔山集团有限公司成立；1995年9月，褚时健出任云南红塔集团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4] [40]。 数字记录了这场改革的高度：红塔山单品牌利税1991年为25.5亿元，1992年32亿元，1993年45亿元、创汇1.5亿美元；到90年代中期，工厂年创税利近两百亿元，成为全国第二上缴利税大户——第一名是十万职工的大庆石油管理局，而玉溪卷烟厂只有约四千名职工 ^{[5] [11] [18]}。褚时健执掌红塔的十七年间，累计为国家创造利税991亿元，年均递增43.93%；红塔山品牌评估价值超过400亿元 ^[5] [33]。1990年，他获全国优秀企业家终身荣誉奖“金球奖”；1994年，当选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 ^[4] [8]。 巅峰之下，阴影也在生长。到1996年前后，玉溪卷烟厂年创税利已近200亿元，位居全国工业企业前列，云南有“烟财政”之说，红塔的利税是地方经济的顶梁柱；工厂用自有资金盖宿舍、修公路、办学校，玉溪城里条件最好的职工小区就是烟厂盖的 ^[8] [18]。“三合一”体制在赋予他效率的同时，也把以不同价格批烟的权力集中到他一人手中。名烟出厂计税价与市场价之间存在巨大差价——硬壳红塔山每条计税价约49元，市场零售超过100元，谁拿到批条谁就能赚大钱 ^[18]。厂里还形成了一个只有几个人知道、非褚时健签字不能动用的“小金库”，规模达15亿元 ^[18] [26]。一个为国家创造了近千亿利税的企业家，十七年总收入不过八十余万元，月均约三千元；他的继任者上任后年薪加奖金即超过一百万元 ^[18] [23]。贡献与报酬的鸿沟、缺乏监督的权力、退休前的失衡心态，正在把这位改革功臣推向深渊。

转折始于一封匿名信。1995年2月，中央纪委收到举报信，反映河南洛阳个体烟贩林政志勾结三门峡烟草分公司，通过向褚时健家人行贿取得卷烟指标，获利八百余万元 ^[11] [18]。调查随即展开。林政志到案后交代了向褚时健妻妹马静芳、妻弟马建华等人行贿的细节；1995年5月，褚时健的妻妹、妻弟被从昆明带走；8月，妻子马静芬和女儿褚映群（原名褚映红）分别被收审，褚映群被关押在河南洛阳 ^[5] [18]。 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9月，已被举报的褚时健仍出任新组建的云南红塔集团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董事长 ^[4]。调查初期，组织上考虑到红塔的地位和国际竞争，没有立即对他采取强制措施。但家庭的崩塌先于审判到来。1995年12月1日，褚映群在河南狱中留下一封遗书后自杀身亡。她被关押约四个月，据后来的报道，狱方认为她的问题并不严重、正准备放人，却没能阻止悲剧 ^[13] [32]。褚时健得知噩耗后痛悔不已：“姑娘早就跟我说叫我退休，我一直想着，多干干，多做点贡献，把我们厂再做大一点，我要是早一点听了姑娘的话退休，姑娘就不会有今天。” ^[5] 马静芬于1996年4月正式被捕 ^[18]。 经济问题的调查也在深入。司法机关查明：1993年至1994年，玉溪卷烟厂在下属香港华玉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存放销售卷烟收入款和新加坡卷烟加工利润留成共计2857万余美元，褚时健指使总会计师罗以军将该款截留到账外存放，规定由其签字授权才能动用。1995年6月至7月，褚时健与罗以军、副厂长乔发科策划私分其中355.1061万美元，按当日牌价折合人民币2870万元：褚时健分得174万美元，罗以军分得68.1万余美元，乔发科分得68万美元，款项转入新加坡商人钟照欣的香港账户。案发后，涉案款项全部追回 ^[11] [12]。此外，侦查机关在昆明、玉溪、河南偃师等地扣押冻结褚时健货币、黄金制品、房屋等财产折合人民币521万元、港币62万元，其中价值人民币403万元、港币62万元的财产他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11] [12]。 1996年12月28日，褚时健被检察机关监视居住（一说他在云南河口边境被拦下后送往安宁温泉隔离审查）；1997年1月云南省检察院立案，7月10日正式逮捕，后转押南京 ^[5] [32]。被捕后他态度配合，主动交代了私分美元等问题。1998年1月，新华社通电全国通报案件；1月25日，褚时健被开除党籍；8月6日，云南省检察院以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12月，云南高院公开开庭审理。这是云南省第一次由高级法院审理一审刑事案件，旁听者众，主审法官表示“判决一定要经得住历史考验” ^[11] [18]。 1999年1月9日，昆明一场少见的大雪前夕，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1998）云高刑初字第1号刑事判决：褚时健犯贪污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0万元；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20万元；差额财产403万元人民币、62万元港币依法没收。同案罗以军被判有期徒刑十四年，乔发科被判五年 ^[12] [13]。判决书在认定其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论罪应依法判处死刑”的同时，鉴于其有自首和重大立功表现、赃款全部追回、经济损失已挽回，依法减轻处罚。判决书同时写下那段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褚时健等人在担任玉溪卷烟厂领导期间为“玉烟”发展作出了贡献，党和政府给予了政治上、物质上的荣誉和待遇，“但无论功劳多大，都不因此而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32] [13]。褚时健未提出上诉，判决生效，他被送往云南第二监狱服刑 ^[11] [32]。 这起案件在当时引发全国范围的大讨论。辩护律师马军把案件放在转轨背景下辩护：烟草行业半计划半市场，出厂价与市场价之间的巨大差价制造了批条暴利，而分配领域长期没有法律规范经营者的人力资本价值；褚时健十七年工资80余万元与千亿利税之间的落差，是“心态失衡”的制度根源 ^[18] [26]。舆论中，“59岁现象”——国企经营者在退休前大捞一把的陷阱——因他而成为流行词；国企负责人年薪制、股权激励等改革随后加速推开 ^[8] [23]。王石的态度颇具代表性：“作为企业家，我对褚时健是尊敬的。但他拿国家一分钱也是不对的。” ^[4] 法律界后来以八个字为这起案件定调：功不掩过，过不遮功 ^[18]。 狱中岁月，褚时健被安排整理图书室的图书，健康每况愈下，患有严重糖尿病、原发性高血压和陈旧性心肌梗死，每日靠胰岛素和药片维持。女儿离世的伤痛、夫妻父子的分离，构成他晚年最深的暗面。2001年，经云南省高院刑事裁定，他被减为有期徒刑十七年；2001年5月15日，因严重糖尿病获批保外就医，回到家中养病，活动范围被限制在老家一带 ^{[4] [13] [32]}。2002年的某一天，74岁的保外就医老人站在哀牢山的红土上，面前是膝盖高的橙树苗——属于他的第二段人生，已经悄然开始。

保外就医后的褚时健身无分文，糖尿病缠身，活动范围被限制在老家一带。亲戚朋友曾替他安排好养老的生活，他却“过不来那样的生活”。他后来在自序中写道：“我脑子里从来没有过退休的概念……我不做事不行，天生就爱忙。” ^[38] 最初他考虑过开矿山、种百合花，直到2001年底弟弟褚时佐探监（一说保外就医期间探望）带来一袋云南本地产的冰糖橙，他尝了一口，说“味道不错啊”——因糖尿病他不敢再吃第二个，却起了种橙的念头 ^[9] [37]。 他买回各地的橙子逐个品尝、比较，请人也吃，发现哀牢山沿线的温差、土壤、日照和水源条件甚至胜过湖南、广西等传统冰糖橙产区，于是下决心种橙。他的参照系是美国新奇士：当年看到万宝路、三五在中国横行，他想做出中国最好的烟；尝到澳洲进口的橙子，他又想“种好中国的橙子，创出自己的好品牌”。他后来对记者直言：“我的目标是超过新奇士。” ^[21] [37] 2002年，74岁的褚时健与70岁的妻子马静芬在玉溪市新平县戛洒镇的哀牢山承包荒山种橙，最初约900亩，2003年扩大到2400亩。夫妻俩在山上搭工棚吃住，“简单到什么程度呢？抬起头来就能看到天” ^[29]。启动资金上千万元，主要向亲友借——朋友们肯借，是因为“你是稳稳当当的，没有把握不会向人借钱”；到2007年（一说2009年），借款全部还清 ^[8] [29]。公司取名新平金泰果品有限公司，冰糖橙的注册商标叫“云冠”，马静芬任总经理，褚时健对外自称“顾问” ^[4] [29]。 种橙的前五年几乎没有收成，而橙树从种下到挂果要六年。褚时健不顾身体，经常挂着胰岛素输液瓶上山查看果苗，床头摞满果树栽培的书，“每次遇到问题，就不停地翻书查资料”，很快比许多农技人员还要专业 ^[8]。他把管理烟厂的整套功夫搬进了果园。第一是基础设施：他花一千多万元架设五条引水管道，把山泉水引上果园，一条管道就近两百万元，保证干旱年份果树仍有甘甜山泉灌溉 ^[21] [22]。第二是肥料：他用烟梗等原料自配有机肥，不施化学成分，既肥田又驱虫 ^[21]。第三是精算到每一棵树的标准化：果农剪去多余枝叶，每棵树只留240至260朵花，让一棵树的养分集中供给两百多个果子；每棵树的挂果数、每亩的株数、果子的甜酸比都有指标，他要求橙子保持24比1的黄金甜酸比，亲自尝果把关 ^[22] [37]。 他问下属的问题也带着工厂的味道：“今天下雨了吗？”正确答案不是“下了”，而是“从几点下到几点，一共下了多少毫米” ^[37]。果园实行“作业长”制度，几位得力的作业长分片守着地里的具体事务，方向性的事情他亲自把握。他自述：“尽管我不用自己拿锄头，不用亲自去摘果子，但是果树每天长得怎么样、有什么问题，我必须比农民还要掌握得仔细。我如果说不出个一二三，就指挥不动他们。哪一行都是一样，你要做管理工作，首先生产业务就要熟悉。” ^[30] 为防止农户私自多浇水给果子增重，他给每户安装统一的灌溉开关，由技术团队统一闸水；果子成熟前用仪器检测糖度，每周上山用卡尺测量橙子直径，与往年同期对比 ^[29] [37]。果园雇了大量当地农户，剪枝、施肥、疏果、采果都有定额和标准，农户年收入数万元，远高于种粮；他立规矩：品质差的果子宁可烂在树上也不准流入市场 ^[37]。 果园早期资金紧，有经销商建议把果子混入普通冰糖橙批发渠道快速回笼现金，被他拒绝——“既然要做好橙子，就要卖好橙子的价”，云冠橙坚持分级定价、优果优价 ^[9]。 他还把烟厂时代的“科技办厂”搬进果园：长期请云南省农科院和农大有经验的专家当顾问，土壤缺什么补什么，都先化验再配肥；为防冻害，冬天给果树熏烟、覆盖地膜，为防虫害用诱虫灯和黄板替代部分农药。办法说穿了都不玄，难的是每一步都比别人多想一层、多干一遍，而且十年不松懈 ^[9] [29]。 2006年前后，橙子开始挂果，取名“云冠”。头几年果子口感不好、风一吹就掉果，2007年工人拉到昆明卖，无人问津。老两口在街头促销，当地冰糖橙品牌林立，没人知道“云冠”出自谁手。马静芬想出一个横幅——“褚时健种的冰糖橙”。褚时健起初不同意用自己的名字，马静芬坚持。横幅一打出来，橙子很快售罄，“褚橙”的叫法不胫而走，“云冠”反倒少有人提 ^[21] [22]。2008年，湖南、江西等冰糖橙主产区遭遇雪灾减产，云南褚橙顺势扩大了市场 ^[4]。 到2012年前后，褚橙果园年产橙约8000至9000吨，不出云南就销售一空，果园固定资产超过8000万元，年利润超过3000万元，周边参与种植的农户从年人均收入两三千元增长到户均年收入十万余元 ^{[22] [29] [37]}。一个保外就医的老人，用十年时间把一座荒山变成了中国农业品牌化的样板田。褚时健自己却把这十年称为“我这80多年最放松的阶段”：“我脑子里从来没有过退休的概念……人哪，没有希望就没有人生乐趣。” ^[38]

2012年，是褚橙从云南地方名产变成全国现象的一年，也是中国生鲜电商第一次感受到“故事驱动”力量的一年。 那年10月底，成立仅五个月的生鲜电商本来生活网西南片区买手，把褚时健种的橙子连同一份老人的介绍材料报给北京总部。市场总监胡海卿曾是《南方周末》记者，核心管理层多有七八年采编经历。媒体人的直觉让他认定“这会是一个值得做的点”。6月，团队专人赴云南哀牢山实地考察；本来生活网几次拜访，最终打动褚时健放弃进驻北京超市等渠道，选择这家小网站作为北京独家经销商。胡海卿在山上见到85岁的褚时健：走路有点迟缓，戴一副眼镜，脸晒得黝黑，“看上去与当地的农民无异”。老人用小脸盆端上切好的橙子，橙子青黄相间、卖相并不漂亮，胡海卿吃了一口，“眼睛亮了：橙子真好吃，这事儿成了” ^[21] [22]。 2012年11月5日上午10点，褚橙在本来生活网正式开卖，首批20吨特级橙进京。前五分钟卖出近800箱，服务器一度被挤爆；24小时内销售1500箱，到11月9日卖出3000多箱；首批20吨五天售罄。11月11日补货20吨，12日一天卖出1500多箱、约七吨多。特级褚橙每箱10斤定价138元，约为普通橙子的两三倍，却挡不住订单。截至12月6日，本来生活共进货约200吨 ^{[21] [22] [24]}。 引爆传播的是两句文案和一群名人。胡海卿拟出宣传语“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在会议室念出时，两位一同创业的同事差点掉下眼泪——“我们都是背井离乡来京创业的，褚老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们” ^[23]。团队向百名企业家发起“传橙·传承”赠尝活动，主题是“品褚橙，任平生”。王石、潘石屹、梁冬、杨锦麟等纷纷发微博捧场。王石写道：“巴顿将军语：‘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 ^[21] [22] 作家章诒和11月6日发微博：“85岁的褚时健带‘褚橙’进京出售。他受争议，更受称许。褚时健这辈子值了！”13日她再写：“昔日烟王，今日橙王，名不虚传——一个无关荣辱、有关岁月的传奇！” ^[21] 褚橙的购买者画像也出人意料：生鲜网站的主力客群本是女性，监控却发现买褚橙的多为男性，且不少人买过一两天后再次批量下单——他们在微博里写，吃橙子时想到褚老，也想到自己和身边正在奋斗的朋友，于是多买几箱送人。一颗橙子就这样被吃成了“励志橙” ^[22] [23]。胡海卿对媒体说：“我卖的不是冰糖橙，而是一段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他同时强调：“光有故事还不够，食品最终要回归它的本来面目。” ^[21] [23] 这场营销也被当作传播学案例反复拆解：《商业周刊》中文版以《引爆点》的“个别人物法则、附着力因素、环境威力法则”分析褚橙走红——意见领袖的背书、可被感染的信息、恰逢社会转型期集体焦虑的环境，三者齐备 ^[24]。但褚橙能连续多年卖下去，根基仍是品质与供应链：本来生活网承诺运输损耗由网站消化，“一定要让褚橙以最好的面貌呈现在北京消费者面前”；褚时健则把与电商合作视为“为未来市场布局，甚至在考虑20年后的事情” ^[22]。爆红带来的首先是假冒。2012年褚橙上市季，昆明市场很快出现仿冒的“褚橙”“褚时健冰糖橙”，金泰果品一边在包装箱上加贴防伪标识、公布查询电话，一边通过工商部门打假；褚时健对经销商的规矩极严：先款后货、现款现货，谁私下倒货、以次充好，来年就断供 ^[16] [17]。 对“励志橙”这个标签，他本人看得很淡。有记者当面称他为“励志老人”，他摆摆手说，橙子卖得好，“首先是因为好吃，其次才轮到别的”；他叮嘱合作方，宣传可以讲褚橙怎么种，别把人吹上天 ^[37]。 褚橙进京的第二年起，本来生活网把它当作每年秋冬的“定盘星”产品运营，线下渠道也在扩展，但褚时健坚持两条：产量不盲目扩张，品质跟不上的地块坚决退出供货名单。哀牢山上的果园依旧按老规矩运行，山顶那间他住了多年的工棚，直到2013年褚橙庄园建成才换成砖房 ^[28] [29]。 褚橙进京那几年，每到10月，本来生活网的客服电话就开始被“今年的褚橙什么时候上架”打爆；北京市场上褚橙长期一橙难求，团购订单要提前一个月排期 ^[17] [19]。一颗来自哀牢山的冰糖橙，就这样成了中国城市消费者每年冬天的一个念想。 2012年年底，褚橙热卖之际，远在海外多年的儿子褚一斌接到了父亲的电话，希望他回家继承父业 ^[33]。一颗橙子红了，一个家族的新议程也开始了。 此后褚橙的商业曲线持续上行：2014年销售额突破1亿元、纯利润7000多万元，同年褚时健入选《财富》“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领袖” ^[8]；2014年12月18日，他获人民网主办的第九届人民企业社会责任奖特别致敬人物奖 ^[4]。褚橙成为“互联网+高原特色农业”的代表案例，也带动柳传志推出“柳桃”、潘石屹代言“潘苹果”、丁磊养猪等一波企业家投身农业的热潮 ^[37]。

褚橙爆红三年后，遭遇了第一次大规模信任危机。2015年，云南雨水偏多，加之果树进入盛果期后树冠增大、种植过密影响日照通风，当年产出的橙子个头偏小、口感偏淡。网上出现大面积负评：“果子个头小”“果子味道淡”。褚时健获知后夜不能寐，“心里着急得很” ^[37] [41]。 果农和基地技术员觉得情有可原——农业靠天吃饭，大雨是天灾。褚时健不接受这个解释：“我们天天和土地打交道，自然知道大年小年，但消费者哪里知道？人家真金白银掏了，你交给他的产品就要物有所值。” ^[37] 他先在公司内部作检讨，2015年12月又在《北京晚报》上公开道歉：“今年的确没做好。” ^[37] [41] 一个88岁的老人、一代“烟王”，为一筐橙子的品质向消费者登报道歉，这在当时的中国农业界几乎没有先例。 道歉之后是动真格的整改。褚时健带着人排查原因，认定除了雨水，果树密度过高是根本问题。他作出一个在旁人看来近乎“自残”的决定：果树间距必须达到3米，不到3米的一律砍掉。按此计算，当时挂果的3200亩果园共23万株果树，要砍掉约3.7万株，凭空减少约2000吨产量，按售价计算价值两三千万元。“这个决定只有我才能做。”他说得斩钉截铁。他同时决定当年果子不涨价：“去年没吃好，今年一定要吃满意了。” ^[37] [41] 随后两年，他把果园从34万棵橙树逐步疏减到19万棵，并投入精力攻克被称为“橙树癌症”的溃疡病和黄龙病 ^[29] [37]。疏树之外，他把管理标准又拧紧了一圈：果子按大小、糖度、化渣率分成特级、优级、统级，等级之间价差拉开；每个作业长片区立有档案，谁家果园连续两年品质靠后，就被清出供货名单；他还让技术员把每一项种植标准编成大白话的小册子，在果农家的院坝里一条一条讲 ^[29] [37]。 这场危机把褚时健的经营哲学暴露得格外清楚。他对品质的信仰来自烟厂时代：当年英国专家说“机器没问题，你们的烟叶有问题”，他没有绕开问题，而是回头建“第一车间”；种橙之后，他把同样的逻辑复制到农业——质量不是检验出来的，是从土壤、肥料、光照、水肥每一个环节里长出来的。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卖得也不便宜，要是不好吃、品质不高，人家凭什么真金白银买你一个老头子的账？” ^[37] 对农业的“靠天吃饭”，他的态度是承认规律、但不向规律低头。走红之后，登门的资本络绎不绝：有人劝他搞加盟、卖品牌授权，有人建议褚橙系列快消品全面铺开，还有人开出高价想请他挂名。他一概拒绝，理由很简单：自己不懂的不做，管不住品质的不做；房地产、金融的风口再热，他也只把钱往山上投——管道、肥料、选果线，一笔一笔都是慢钱 ^[28] [38]。他对身边人说，农业是慢功夫，急不得，今年欠了果树的，明年它不会替你瞒 ^[38]。 褚时健还把烟厂时代的“全员质量意识”搬来：收购前每年开果农大会，他亲自上台讲标准，等级价差当着所有人的面兑现，上好果子与次果的收入能差出一倍；谁家果子评上特级，作业长和果农一起上台领奖金 ^[29] [37]。2018年他已九旬，仍坚持每天上午到果园转一圈，看叶色、摸土壤，发现问题当场叫作业长来说清楚——这套从糖厂、烟厂沿用到果园的“现场管理”，是他做一辈子企业不曾更改的方法 ^[8] [37]。砍树之后的两年，果子大小、糖度、化渣率明显回升，老用户的口碑一点一点回来了；在他看来，种地和办厂一个道理，投入上偷的懒，市场迟早要还回来，半点做不得假 ^[37] [29]。2015年的整改之后，他引入更精细的标准化：甜酸比、果皮厚度、果肉化渣率等指标逐渐成为判定果子好坏的尺子；外孙女婿李亚鑫2008年从加拿大回国，被他叫回来专攻技术与销售；2016年他很少外出，潜心纠偏 ^[37] [41]。到2018年，褚橙成品果达1.3万吨，销售额约两亿元，虽然预售晚了一周，销量却远超往年 ^[37] [44]。 褚时健晚年仍保持着下田的习惯。直到去世前，他还在工作人员帮助下频频上山看果树；随身带卡尺量橙子直径，问下雨要问到毫米。有人把这种状态概括为“做事、不闲着”。为他写传的周桦观察得更细：老爷子的褚橙创业，“和雄心无关，和传奇无关，只和他的人生习惯有关：做事、不闲着”；年近九旬的他与周桦交谈，“居然常常谈及未来的5年、10年” ^[8] [30]。吴晓波因此引尼采的话评价他：“一个伟大的人格，可以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30] 2014年12月，有记者问起他对自己人生的期望，他说：“我希望大家忘记我……我特别希望过自己的生活。大概从74岁开始，我才真正找到回到自己（的状态）。” ^[8] 而当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刘东华问他希望留下什么墓志铭时，他俯身盯着对方的眼睛，一字一顿吐出五个字：“褚时健，属牛。”1928年本是农历龙年，他不属龙，也不属兔——他愿意属牛，因为“一辈子都要干事情，任何情况下，只要活着，就要干事，只要有事可做，生命就有意义” ^[45] [35]。

在褚时健晚年的哀牢山上，出现了中国商业史上罕见的一幕：一代成名企业家陆续上山“朝圣”。他们来看望一个保外就医、戴着破草帽在果园里为修水泵的几十块钱讨价还价的老人，并从他身上汲取力量。 最早、也最重要的访客是王石。2003年夏天，刚完成珠峰挑战不久的王石第一次上哀牢山。那天褚时健穿着圆领衫、皮肤黝黑、戴一副宽边墨镜，腰杆挺得笔直，正蹲在地上和修水泵的人讨价还价——对方开价80元，他说“最多给你60元”。王石问他橙子多久挂果，答曰六年。王石大吃一惊：六年后老人就80岁了。他后来回忆：“一个70多岁的老人创业，大谈80多岁以后的场面，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啊！”他坦承，若换作自己遭遇事业与家庭双重打击，“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勇敢” ^{[27] [30] [43]}。那次见面，褚时健还给他分析哀牢山的土壤酸碱度、高海拔地区的湿度与温差如何利于橙苗生长，“他简直变成了一个种橙专家” ^[26]。王石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哀牢山上冰糖橙》，本是记录自己的感受，却让更多企业家知道了褚时健的现状，纷纷想上山看看 ^[27]。 此后十余年，王石五上哀牢山。2012年褚橙进京，他在微博引用巴顿将军的名言为之定名：“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之后的反弹力。” ^[22] 这句话此后成为媒体报道褚时健的主调，也成为“励志橙”最重要的精神注脚。王石从不讳言法律层面的判断：“不管褚时健偷偷从企业拿了多少钱，就是再少也肯定是违法的。这毫无疑问。”但他同时说，“虽然我认为他确实犯了罪，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他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尊敬” ^[26]。他在为《褚时健传》所作的序中写道：上世纪90年代他从媒体上知道褚厂长的名字，玉溪卷烟厂通过技术革新和精细管理，成为和三五、万宝路并驾齐驱的国内第一品牌，“在万科的年营收只有20亿的时候，他的厂已经做到了300亿利税”；褚厂长用十年时间以耄耋之躯创造个人品牌“褚橙”，“焦虑的中国企业家阶层从他晚年的奋起中看到了希望，这种希望就是企业家尊严的源头：工匠精神、独立人格、不断创新，为社会贡献价值” ^[30]。 上山的名单越来越长。柳传志专程到哀牢山拜访，并公开谈到褚时健案的制度意味：“褚先生就是一个下金蛋的母鸡，难道国家不该反思吗？”他肯定褚时健“将一个很烂的企业做大做强，非常了不起”，同时也指出其“后期确实犯了错误” ^[27]。王健林在褚时健身后的唁电中称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风云人物、中国优秀企业家的代表”，并说“我吃过他的橙子，这么大年龄才开始创业又做得这么好，确实给我们非常大的激励” ^[42] [50]。潘石屹悼文称褚时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开拓者”，并说自己做“潘苹果”正是向褚老用褚橙扶贫的做法致敬 ^[42]。刘强东评价褚时健是“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典范”，“面对挑战和挫折越战越勇” ^[37]。冯仑则说：“一个人跌倒再爬起来并不难，难的是从至高处落到最低谷，还能走得远，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50] 企业家群体的推崇，既出于对经营本身的服气，也出于一种代际的自我映照。王石观察到，褚时健当年经营的是垄断行业，“但是他使用的是非垄断企业的管理方法——他把质量从烟田那里抓起，给农民种子、化肥，指导农民怎么种烟叶”；从他身上看到的是“中国第一代企业家超人的承受能力” ^[26]。吴晓波把“褚时健现象”称为一面镜子，“照出了转型时期的中国商界”的种种问题 ^[32]；他为《褚时健传》作序时写道，这本书描写一个人如何用十七年缔造商业王国，然后陨落、自困荒山，“然后又如何用17年时间走出心理和职业的巨大困局” ^[30]。 2014年4月，王石再上哀牢山，建议老人把一生经历写下来，并引荐传记作家周桦、推荐中信出版集团。周桦从2014年夏到2015年秋多次采访，积累上百万字录音稿，还走访了褚时健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和大量老友同事，2015年12月推出四十余万字的《褚时健传》。褚时健亲自作序，称这本书“写出了我真实的一生”，“我信任王石的真诚，也信任周桦作为一名专业传记作家的素养” ^[30] [31]。2015年11月17日，王石带领六十多位一线城市企业家五上哀牢山，在褚橙基地举行褚时健、王石座谈会暨新书发布 ^[30]。在此之前，2014年11月，先燕云、张赋宇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褚时健：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已先行问世，书名本身——“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成为流传最广的一句定评 ^[48] [49]。 褚时健对这种“朝圣”保持着朴素的距离感。有记者问他如何看待年轻创业者，他说：“现在的年轻人太急了……总想找现成、找运气、靠大树，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我八十多岁，还在摸爬滚打。”他也说：“跌得越低，反弹力越大。” ^[46] 马静芬则记得，客人散去后老人的生活依旧：早晨起来买菜，指导厨师做饭，偶尔点一根烟。哀牢山上的菩提树下，王石在朋友圈写：菩提意为觉悟、智慧；在他看来，身居哀牢山的褚时健，“已经活到了超凡脱俗的境界” ^[37]。

褚时健的一生，有两个伴侣和两次交棒。伴侣是妻子马静芬，交棒是把褚橙交到儿子褚一斌和第三代手上。 马静芬1932年生于昆明，父亲是银行襄理，她排行第二，人称“二小姐”。她拒绝包办婚姻，1950年参军，退伍后在呈贡县中心小学教书，因性格耿直被人贴过“呈贡最坏老师”的标签。1954年褚时健带工作组整顿学校，找这位“坏老师”谈话，反而看上了她的活泼耿直，次年两人结婚，相濡以沫六十余年 ^[5] [28]。右派岁月里，她被工厂除名，靠打毛衣养家，带着孩子随丈夫在元江、新平辗转；在戛洒糖厂，褚时健需要文化好、脑子活的搭档搞蔗渣造纸，把做了二十多年教师的她调进厂负责检验化验，她一个月就把纸张品质做到让云南省轻工厅吃惊 ^[28]。到玉溪卷烟厂后，她任绿化科副科长，拆违建、带工人学插花参赛，让后勤人员也有存在感 ^[28]。 人生的重击在1995年降临：她和女儿褚映群分别被收审，女儿12月在河南狱中自杀。马静芬被带到河南隔离审查，吃了不少苦，多年后她只轻描淡写一句：“住了监狱才是完人。” ^[29] 种橙之后，七十岁的她与丈夫一起住工棚、守果园，橙子卖不出去时她跑遍全国展销会，“见到橙子就买，收集研究”，口袋里没钱时“就只能买一个，我也不怕人笑我”；正是她坚持打出“褚时健种的冰糖橙”的横幅，催生了“褚橙”这个名字 ^[28] [29]。她还主导设计施工了2013年春动工的褚橙庄园，把设计师原本选定的深灰外立面改成偏红的橙色——她问设计师，山坡上拱起一片灰黑色建筑“像不像坟墓” ^[28]。庄园开业大会上，她说：“过去我只能叫褚马氏，从今天开始我可以叫马静芬了。” ^[28] 她晚年名下有十余家企业，负责褚柑、褚酒等品牌，2015年还与丈夫收购玉溪一家酒厂圆他少年烤酒的旧梦；她劝董明珠“不要退休”，说“你在工业上创新，我在农业上争取能够创新” ^[28] [29]。九十大寿时她说：“如果褚时健还要我的话，我还嫁给他……虽然有很多磨难，但就是因为这些磨难，才有我的今天。” ^[45] 儿子褚一斌1963年生于新平，毕业于昆明理工学院，一度在玉溪卷烟厂工作，因始终活在“褚厂长的儿子”的阴影里，1990年代初赴日本留学，后在深圳、新加坡从事金融投资，被新加坡银行业人士称为“冷静的鲨鱼”。1998年前后父亲案发，他远避海外 ^[33] [34]。2003年，他注资845万元入股母亲任法人代表的新平金泰果品公司，褚橙运营主体由此成为中外合资企业；2005年他带孩子回乡探望，2012年底接到父亲希望他回来的电话，2013年7月安置好海外生意回到云南，在哀牢山上从修剪、施肥、浇灌学起，完成“从投资熟手到田间农人”的转换，2014年正式与父亲一起做农业 ^[33] [34]。 交棒仪式在2018年1月17日——褚时健90岁生日那天举行。云南褚氏果业股份有限公司在褚橙庄园成立，90岁的褚时健任董事长，褚一斌任总经理。马静芬现场致辞：“现在基本上儿子管得最多，所以考察了以后，今天可以算是传承下去了。” ^[35] [39] 褚时健在致辞中说，多年来基本实现了“保证质量第一、数量第二”的目标，“虽然我们都是七八十岁开始（创业），但对社会要做的事，我们也算做了一点”；说到为什么这个年纪还做事，他提高声调：“我闲不住！”他相信天道酬勤，“人有顺境逆境，情况不好的时候不要泄气，情况好的时候不要骄傲，做人才能长久” ^[39]。同年9月，金泰果品与褚一斌2014年创办的恒冠泰达整合成立云南褚氏农业有限公司；家族第二款产品“褚柑”由孙女褚楚负责的云南沃土果品推出，2018年2月上线中粮我买网；外孙女婿李亚鑫2008年从加拿大回国，长期负责基地生产与销售 ^[35] [36]。 褚一斌接班后推行“数字化种橙”：果园装传感器和摄像头监测土壤与果树，用数字化工具清点花朵、提前干预成果率，以甜酸比、果皮厚度、果肉化渣率等指标判定果品；2019年他借钱建设选果厂，推进产品标准化，并在保山龙陵流转上万亩土地开辟“云冠橙”基地 ^[34] [44]。父子之间并非没有分歧——褚时健说“我玩不了概念、虚拟那一套，我就是干实业的”，对上市始终谨慎；褚一斌则认为上市“只是时间问题”，2019年9月他对外宣布褚橙计划六年内上市，称这是父亲生前定下的调子 ^[34] [44]。褚时健晚年评价儿子：“像我，又不完全像我。”褚一斌则说自己把思考方式“强制性格式化”，要“带着一群好农民，做出好的农业产品” ^[34]。父亲去世后，他把褚橙包装上老人嘴角向下的人像改成了笑脸：“不管在哪里，都开开心心的。” ^[34] 2019年3月5日父亲离世后，褚一斌在第一个父亲节深夜收到孩子发来的“爸，父亲节快乐”；次年父亲节，他独自上墓地，在心里对父亲说：“小师弟当上了掌门人，你的那些老兵，还是蛮配合的，你可放心了。” ^[9] 褚橙基地的老师傅们，在老人走后只离开了一位。

2019年3月5日13时20分，褚时健在玉溪市人民医院因糖尿病并发症引发的心力衰竭、肾衰竭去世，享年91岁。他住院已十多天，住院第三天就说“不想住院，医院不舒服”，提出要回家，终因病情太重未能如愿；他没有交代后事，走得突然 ^[40] [41]。家属商定3月6日至8日设灵堂简单祭拜，3月9日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40]。 悼念之盛，超出了一桩企业家丧礼的规格。王健林唁电称“先生的离世，是中国企业界的重大损失”；潘石屹回忆两年前视力已经很差的褚时健送他一本书，还在扉页写了一段话 ^[42]；本来生活网创始人喻华峰、众多受教于哀牢山的企业家以各种方式致哀。某网站悼词写道：“先生古稀创业、扎根哀牢、终得橙就、甘甜人生；惟逆境中拼搏之精神、工作之匠心，历千万祀，永励我辈。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 ^[37]3月9日的遗体告别仪式上，灵堂从清晨就排起长队：当年玉溪烟厂的老工人、哀牢山的果农、从全国赶来的企业家与年轻人，许多人与他素未谋面，只为送一个“不服输的人”最后一程。柳传志托人送来花圈；马云撰文说“我很钦佩他，在他身上能看到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32]。北京青年报在纪念专版中用一串“神秘数字”概括他的一生：51、62、66、71、74、84、91——每一个数字都是一道人生的坎，他一道一道走了过来 ^[7] [8]。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企业家谱系里，褚时健是少有的“全程在场”者——从计划经济的工厂到市场化的烟草集团，从铁窗到果园，他把“企业家”三个字从一种职务做成了一种能力：不管手里是烟叶还是橙苗，不管头上是桂冠还是罪名，都能把事情做成、做好 ^[27] [31]。 哀牢山的果农习惯了山上那个戴墨镜、腰杆笔直的老人；他走后，橙子仍按他定下的标准采摘、分选，包装上的人像依旧带着笑意。每年秋冬褚橙上市，人们一边剥橙子，一边讲起那个74岁借钱上山的故事——一个人把自己的一生过成了提醒：无论被命运放到什么位置，都可以选择把眼前的事做到极致 ^[37] [7]。 盖棺之际，回看褚时健的九十年，几组数字像刻度一样立着：51岁出任玉溪卷烟厂厂长，62岁获全国优秀企业家金球奖，66岁当选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71岁被判无期徒刑，74岁保外就医上山种橙，84岁褚橙进京全国热销，90岁交棒，91岁辞世 ^[37] [45]。褚橙包装上那串数字51、62、66、71、74、84，被工作人员称为“褚时健的一生” ^[8]。这串数字里有两次创业、一次坠落、一次重生，也有一个普通中国人在战争、反右、改革、牢狱、疾病之间从未停止做事的九十年。 对褚时健的历史评价，绕不开1999年那份判决。判决书在查明其贪污355万美元、个人分得174万美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事实同时，也认定他有自首和重大立功表现、赃款全部追回，故“论罪应依法判处死刑”而减轻为无期徒刑；并郑重申明“无论功劳多大，都不因此而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13] [32]。这份被法律界称为“现代法律文书典范”的判决，既没有因功废法，也没有因过废功。而案件引发的全社会讨论，客观上成为中国国企分配制度改革的催化剂：“59岁现象”被写进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案例，经营者年薪制、股权激励在此后几年陆续推开。从这个意义上说，褚时健个人的悲剧，成了制度进步的一块铺路石 ^[8] [23]。 他更长远的影响，在精神层面。王石说，褚厂长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企业家“在前进中遇到困难、并从困难中重新站起来的精神” ^[27]；周桦用一年多的贴身采访得出的结论是，这种精神并不悲情，也不传奇，它只是一种人生习惯——“做事、不闲着” ^[8]。褚时健自己在《褚时健传》自序里留下了最朴素的自我总结：“我这个人，做事讲求踏实和认真。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天才。但我一直是个实实在在做事的人，而且我有十分的认真态度，做哪一行就尊重哪一行的规律……我觉得我并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所做的，都是尊重规律，恪守本分。” ^[31] 他还写道：“我人生里没有服过输的时候，但我都是和自己较劲。我希望我的人生价值都体现在当下，而不是昨天曾经如何。” ^[31] 他对身后名的期望低到近乎谦卑：“我不期望别人在说起我的人生时有多少褒扬，我只希望人家说起我时，会说上一句：‘褚时健这个人，还是做了一些事。’” ^[31] 而历史给他的，远超这一句。红塔集团至今仍是中国烟草的重镇，哀牢山的橙树每年秋天挂满果子，作业长制度、24比1甜酸比、“品质第一、数量第二”的规矩仍在果园里执行；他的家乡华宁青龙镇禄丰村，因他多年修桥、治水、扶持产业，农户从贷款户变成了“十万元户” ^[3]。一个少年时在南盘江里差点溺亡、中年在元江河谷熬过疟疾、晚年挂着胰岛素瓶上山的人，最终把自己活成了一种公共精神资源：它关于如何在制度的夹缝里把事做到极致，如何为错误付出代价，又如何在被命运打倒之后，选择重新站起来，并且——这一次只为把一件事做好。